楔子
我在非洲马普托郊区干了三个月工地，最让人崩溃的不是四十度的高温，不是语言不通的当地工人，而是每天早上五点就要摸黑跑到灌木丛里去解决问题。我实在受不了了，用工地上的废料焊了一个简易厕所。第二天早晨我去开门的时候，门口整整齐齐排着一条长龙——全村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女人，一个不落，全来了。她们望着我的眼神里没有嘲笑，只有一种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第一章
莫桑比克的旱季，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板扣在头顶上。
我叫陆卫东，三十二岁，中建某局派驻马普托省一座农业加工厂项目的施工员。这个项目不大，合同工期十三个月，甲方是当地一家做腰果出口的私企。公司派了九个人过来，我负责现场施工管理，说白了就是盯进度、管材料、协调工人。跟我一起从国内来的还有八个同事，项目经理赵永年是个老非洲，四十多岁，晒得比当地人还黑，说话嗓门大但心眼不坏；技术员刘建国比我还小两岁，戴一副厚底眼镜，大家叫他“老刘”；剩下的几个是机械操作手和普工。我们在当地招了二十来个工人，男女都有，干体力活的以男人为主，女人主要做做饭、打扫营地、搬搬小料。
营地建在工地东侧一片稍微平坦的红土地上，说是营地，其实就是十几间活动板房围成的四合院。板房是中国运过来的那种标准临建，薄铁皮夹泡沫，夏天晒透了像个蒸笼，晚上稍微凉快一点。院子里停着两台挖掘机、一辆装载机，还有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钢筋和水泥。
日子过得粗糙但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工人到场，开始一天的施工。中午休息两个小时，躲过最毒的太阳，下午两点半继续干到六点半。晚饭后大家挤在会议室里看提前下载好的电影，或者给家里人打电话。马普托的信号时好时坏，有时候举着手机在院子里转半天才能找到一格信号，通话时断时续，一句话要说三遍才能听完整。我来非洲三个月，只跟家里视频过两次，每次不到五分钟我妈就在那头抹眼泪，我嫌心里堵得慌，后来干脆改打电话了。
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一个让我越来越无法忍受的问题。
厕所。
营地原先有一个厕所，说是厕所，其实是前面几批人留下来的遗留物——几块石棉瓦围成一圈，上面搭两块木板，底下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土坑。坑上面架了块木板当盖子，盖子上掏了个洞，洞口边缘磨得油光发亮，不知道多少人踩过。四周的石棉瓦拼接处留着拳头大的缝隙，外面的人能看清里面的人的动作轮廓。门是一块旧帆布，风一吹就飘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得一边蹲着一边伸出一只手拽住帆布角，否则随时可能走光。
我第一次踏进那个厕所的时候，差点没吐出来。不是夸张，是那股气味真的能把一个成年男人熏得眼泪直流。旱季还好，臭味散得快，只是恶心；雨季的时候，雨水渗进土坑，粪水漫上来，木盖子盖不住，整个厕所像个敞口的地狱。最恐怖的一次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踩上木板感觉底下软绵绵的，像是踩在了一块发泡胶上。我用手机的手电筒往下一照，差点没叫出声——粪水已经漫到离木板不到十厘米的地方了，混浊的液面上漂着白的黄的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一锅煮坏了的杂烩汤。
我几乎是跳出来的。那天晚上我跑到工地外面的灌木丛里解决的，月光照在红土上，蟋蟀在脚边叫，蚊子叮了一屁股包。我蹲在一棵不知名的灌木后面，一边哆嗦一边想：我陆卫东好歹是个大学毕业生，在公司干了七年，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但我很快发现，跟我比起来，当地工人更难。
我们雇的当地工人里，有一半左右是女人。这些女人大多是穆萨村的村民，穆萨村是离工地最近的一个村子，走路大概十五分钟。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马库阿族，靠种木薯和花生为生。他们住的房子是泥巴墙、草屋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村口那口井是二十年前慈善组织帮着打的，到现在还是全村的唯一水源。
我们的当地工人里有一个姑娘叫阿玛莉亚，二十三岁，负责给营地做饭和打扫卫生。她每天早上五点多就从村里出发，走到工地大概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才回去。刚开始我没怎么注意她，后来我慢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阿玛莉亚白天几乎不喝水。
也不是完全不喝，早上来的时候会喝一小碗不知道什么汤，然后整个白天就再也没见她碰过水杯。在马普托这种地方，白天气温动辄三十七八度，我们在工地上干一个小时活就渴得嗓子冒烟，一天喝下去两三升水是常有的事。阿玛莉亚一个做体力活的女人，怎么可能不渴？
直到有一天傍晚，我看到她抱着两个大塑料桶去井边打水，回来的路上我跟她搭话，问她为什么不喝水的事。我用的英语，她听不懂，我比划了半天她才明白我的意思。她的反应让我印象很深——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脸红了。她嘟囔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语，加快脚步走了。
后来我问了当地招来的一个会说英语的工人才知道原因。阿玛莉亚不敢喝水，是因为她不敢上厕所。那个用石棉瓦和帆布搭起来的厕所，她不敢用。没有门闩，没有遮挡，随时可能有人掀开帆布走进来，尤其是那些喝了酒之后喜欢到处闲逛的当地男人。她唯一能放心上厕所的时间是晚上回家以后，所以白天她宁愿渴着也不喝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十三个小时，滴水不进。
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再看阿玛莉亚干活，总觉得心里堵得慌。她洗菜、切菜、蹲在地上刷锅，嘴唇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起皮的地方翘起来像干裂的河床。她偶尔会用舌头舔一下嘴唇，但舔完反而更干。有一天中午我看到她偷偷从厨房的水桶里舀了一小碗水端到墙角，犹豫了半天，凑到嘴边抿了一口，又放下了。那个动作小得像一只警觉的猫，好像喝水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跟项目经理老赵提了这个事。
那天晚饭后，我端着茶杯去老赵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我们的宿舍大不了多少，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桌上摊着图纸和安全帽。老赵靠在床上看手机，见我进来，把手机扣到胸口上。
“赵经理，我想跟您说个事。”我在他床对面的工具箱上坐下来。
“说。”
“咱们那个厕所，实在是太不像样了。能不能想办法重新弄一个？”
老赵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开口：“你是说那个石棉瓦棚子？”
“对。那个东西根本不能叫厕所。坑都快满了，木板也朽了，门都没有，咱们自己人都不敢用，更别说当地那些女工了。阿玛莉亚大白天不敢上厕所，一整天不喝水，嘴唇都裂成什么样了您没看到？”
老赵又吸了口烟，烟雾在日光灯下慢慢散开。“小陆，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人。前面几个项目的同事也提过，但没人真动手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第一，没预算。咱们跟甲方签的是总价包干合同，临建设施已经在前期一次性投入了，你再搞个新厕所，材料费、人工费从哪出？公司不会给你报销的。第二，当地这情况你也看到了，你就算盖了个新厕所，没几天就被人糟蹋了，这边的习惯就是那样，你不能拿国内的标准来要求这里。”
老赵说的都是实话。可我心里那个疙瘩越拧越紧。我想起阿玛莉亚捧着水碗又放下的样子，想起她嘴唇上那些干裂的血口子，想起她低下头脸红的那一刻。这些画面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赵经理，如果我自己弄呢？材料从废料堆里找，不花公司一分钱。人工我自己出，下班以后干。您就当不知道这个事，成了算我的，砸了也不给您添麻烦。”
老赵把烟掐灭在易拉罐做的烟灰缸里，看着我，眼皮跳了一下。他在非洲待了快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来来去去，大多数人被艰苦的环境磨掉了棱角，少数人变得更圆滑，极少数人会为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在他眼里属于哪一种，但他最终说了一句让我松了口气的话。
“你要弄可以，别耽误上班时间。别用库房里新到的材料，废料堆里有什么你用什么。还有，”他顿了一下，“别在周报里写这个事，上面的人不喜欢看这些‘额外开支’。”
我点了点头。老赵算是默许了。
从那天起，我的业余时间就彻底被那个厕所占满了。
第二天中午，我趁着午休时间跑到工地的废料堆里翻东西。工地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用剩下的、用坏了的、不用的材料，全往废料堆里扔。日积月累，废料堆得像座小山，生锈的钢筋头、破洞的模板、变形的角钢、裂缝的空心砖、半卷被雨水泡过的石棉瓦、一堆长短不一的木方和木条。这些东西在大一点的建筑公司眼里就是垃圾，但在我眼里，它们都是宝。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每天中午放弃午休，在废料堆里刨。刨出来还能用的东西分类码好：完整度尚可的旧木板，挑出来十三块，够做墙板和蹲位面板；没有被雨水彻底泡散的石棉瓦，挑出来八张，够围三面墙；角钢和方钢管，六根长短不一的，可以用来焊骨架；锈得不太厉害的铁丝和钉子，一小桶；水泥编织袋十几个，可以装土砌墙；还有一卷被压扁了但没断的电线，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先收着。
材料凑得七七八八，还差关键的几样——坑壁的砌筑材料、防水材料、门的材料。我从库房里“借”了十块空心砖和一袋水泥，没敢多拿，拿了肯定会被人发现，十块砖一袋水泥混在每天的用料里不那么显眼。我打算事后跟老赵报备一下，从自己的绩效里扣。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收工以后，别人在营地里打牌、喝酒、跟家里人打电话，我一个人扛着铁锹和锄头走到营地东侧的空地上。这片空地离营房大概三十米，四周稀稀拉拉长着几棵灌木，地面是硬邦邦的红土，踩上去梆梆响。我选了块稍微平整的地方，开始挖坑。
傍晚六点多的马普托，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西边的天际线烧成一片橘红色，云层被染得像着了火。我抡起锄头一下一下地刨，红土比我想的硬得多，锄头砸下去只在表面砸出一个白印子，震得虎口发麻。我干了不到十分钟，手心就磨出了水泡。我没停，咬着牙继续刨。水泡破了，掌心火辣辣地疼，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红土上，瞬间被吸干了。
老刘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达过来了，站在旁边看了我半天，没说话，转身走了。过了大概十分钟，他扛着一把镐头回来了，二话不说，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在我旁边刨了起来。
“老刘，你不用——”
“少废话，干活。”他没看我，镐头砸进土里，闷响一声。
我没再说什么。两个人你一镐我一锄，红土被一块一块地挖开，堆在坑边越堆越高。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挂在那片着了火的天空变成深紫色的幕布上，像一个巨大的路灯，把整片红土地照得亮堂堂的。我们没打手电，就借着月光干，镐头砸下去溅起的火星在月光中闪了一下就灭了，像萤火虫。
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坑挖到了一米五左右，我下去用脚步量了量，长宽大概各一米二。老刘靠在坑沿上喘气，身上被蚊虫叮了好几个大包，但他没吭一声。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往下挖，至少要一米八。”我从坑里爬出来，浑身上下全是红土，连耳朵眼里都是。
老刘把镐头扛在肩上，看了我一眼，月光下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认真：“陆工，我以前在坦桑尼亚干过一个项目，那边的条件比这儿还差。我们当时也想给当地人盖个厕所，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盖成。你把这活儿干完，算是替我还了个愿。”
我愣了一下。老刘已经转身走了，背影像一截被风吹歪的树桩。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浑身酸疼得像被人揍了一顿，手心的水泡破了以后沾了土，又疼又痒。可我脑子里全是那个厕所的样子——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是它将来会有的样子。我想象它四面密实的墙，想象它能从里面闩上的门，想象那个用来洗手的简易装置，想象阿玛莉亚每天早上可以安心地喝一碗水，然后从容地走进那个小房子。
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第二章
厕所的建造在第二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的难关。
我本以为最难的部分是挖坑，一米八深的坑，红土硬得像铁板，每一镐下去都震得骨头疼。可真正让我头疼的是砌筑。我虽然干了七年施工，但一直做的是现场管理和技术工作，自己动手砌墙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更何况是在非洲，用的是当地买来的空心砖和标号不稳定的水泥，砂子是红土里筛出来的粗砂，含泥量高得吓人，这种砂浆砌出来的墙能结实吗？
星期五晚上我睡得不好，天不亮就醒了。板房外面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村子里有公鸡打鸣，此起彼伏的，像是在对唱。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把今天要干的活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挖坑继续往下挖到一米八，坑底要铺一层碎石和粗砂做垫层，然后用水泥砂浆抹平。坑壁用空心砖砌筑，砖缝要填实，防止渗漏。坑的上面要架梁，梁上用木板铺面，木板要刨平，中间留出蹲位洞口。然后是墙体、门、屋顶、洗手装置……每一项都不是我一个人能轻松完成的，更何况我只有下班以后的那点时间，天黑了就看不清了，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完成关键工序。
越想越睡不着。五点不到我就爬起来了，穿上那件已经分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工装，摸黑走到工地。东边的天际线上露出一线灰白色的光，红土地在晨曦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紫红色，像被血浸透了的旧布。空气里有露水的潮气和灌木丛的特殊气味，混在一起像某种说不出名字的草药。
我到废料堆那边找了几块平整的木板，扛到坑边，搭了一个简易的脚手架。然后跳进坑里，继续往下挖。
清晨的温度大概二十度出头，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我埋头挖了一个多小时，坑又深了三十公分。上工的时间到了，工人们陆续来了，经过的时候都会朝坑里看一眼，有的嘀咕几句当地土话，有的冲我竖个大拇指，有的什么都不说，扛着工具去干活了。
阿玛莉亚来的时候端了一碗热水，从坑沿上递下来给我。她不会说英语，我也不怎么会葡萄牙语，我们之间的交流主要靠表情和肢体语言。我接过碗的时候注意到她今天的气色比前几天好了不少，嘴唇上的裂口结了痂，看起来不那么触目惊心了。她指了指坑，又指指自己，做了一个抹墙的动作，意思大概是她也可以帮忙。
我摇了摇头，笑着说了句“不用”，她没坚持，转身去厨房了。
这姑娘来工地做饭已经快两个月了，我一直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跟这个环境不太协调的东西。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做饭的手艺在当地人里算是不错的——虽然对我来说，木薯糊糊配烤鱼吃三个月确实有点腻了，但这不是她的问题，是我这个中国胃还没适应非洲。她不爱说话，但爱笑，笑起来露出的牙齿白得很整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上过学，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村子去马普托或者更远的地方看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她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跑到非洲来，为什么下班以后不休息跑去挖坑盖厕所。
人和人之间，有时候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只需要看到一个人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就够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没有回板房睡午觉，而是顶着四十度的高温继续干。老刘来看了我一眼，丢下一瓶水就走了。那瓶水我放在坑沿上，晒到下午变成了温的，喝起来寡淡无味，但解渴。
下午上工前，我从库房里借了一个水平尺和一把瓦刀。这些东西我可以在下班以后用，不影响白天的施工。老赵大概是知道的，但他没说什么。他这段时间好像刻意不过来这边，大概是想给我留点空间，也给自己留点“不知情”的余地。
下午六点半收工，工人们陆续走了。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说是干净，其实就是在水桶里搓了搓晾干的，上面还有洗不掉的铁锈渍和水泥浆——然后吃了晚饭。晚饭是阿玛莉亚做的木薯饼配豆子汤，我吃得很快，没尝出什么味道。
七点，天开始暗了。
我重新跳到坑里，继续往下挖。到这个时间点，坑已经挖到快一米七了，还差最后十几公分。红土越来越湿，接近坑底的地方出现了水渍，这说明地下水位比我想的要高。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地下水渗进坑里，粪水就会跟地下水混合，污染地下水源。村里那口井离工地不到两百米，我不能为了一个厕所把全村的饮用水给毁了。
我停下来，蹲在坑底用手电筒照着看。坑底的土是深褐色的，用瓦刀刮一下，表面渗出一层薄薄的水。渗水速度不算快，但如果坑底不做防水处理，长期浸泡肯定会渗漏。
怎么办？我脑子里快速转了几个方案。最简单的办法是坑底浇筑一层混凝土，厚度至少十公分，水泥用量大，我手头没有那么多水泥。第二个办法是用粘土夯实，当地有一种特殊的黑粘土，晒干以后密实度很高，可以用来做蓄水池的防水层，但这种粘土要去附近的山沟里挖，来回要两个多小时。第三个办法是干脆重新选址，换一个地势更高的地方，但那就意味着前面两天的苦工全白费了，新坑要从头挖起。
我在坑底蹲了快十分钟，腿都麻了。最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黑粘土防水层。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材料免费、环保、不依赖水泥，缺点是需要多花至少一天的时间去找粘土、运回来、夯实。权衡再三，我还是选了它。我不想因为图省事给这个村子留下后患。
从坑里爬上来的时候，老刘又来了。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格子短袖，头发也刚洗过，看起来像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实际上他只是去村里的杂货店买打火机，路过看到坑里亮着手电光就过来了。
“陆工，你怎么还在这儿？几点了？”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快八点了。”
“坑底渗水，要换方案。”我蹲在坑边洗手，红土把指甲缝塞得满满当当，怎么搓都搓不干净。
老刘凑到坑边用手电照了照，皱着眉头沉默了几秒。“地下水位是不低。你打算怎么办？”
“用黑粘土做防水层，明天去找土。”
老刘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掏出打火机递给我看——他买了一包当地产的打火机，十个一包，花花绿绿的，上面印着不知道哪个歌手的头像。他把一个红色的塞到我手里：“送你的，留着点烟。”
我接过打火机，上头印着一个烫爆炸头的黑人女歌手，笑得露出两排白牙。我把打火机揣进口袋，说了声谢。
老刘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坑边的石头上，点了根烟。月亮还没升起来，天彻底黑了，远处的村子像一片沉入海底的暗礁，只有零星几点灯火——那是煤油灯的光，昏黄而微弱，像萤火虫在草丛里一闪一闪的。工地上那盏太阳能庭院灯还亮着，照着孤零零的石棉瓦厕所和一地散落的工具。
我忽然觉得有点孤独。
不是那种在城市里走在人群中忽然涌上来的孤独，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原始的孤独——你一个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做着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的事情，没有人在旁边告诉你这么做值不值得，你只能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人逼你做这件事，是你自己选择做的。选择就意味着孤独，因为选择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我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碾灭在红土里，起身回了板房。
星期六是当地的休息日，工地停工一天。我起了个大早，跟老赵请了假，借了工地上那辆半新的皮卡车，准备去附近的山沟里找黑粘土。
阿玛莉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一大早就等在营地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和一把锄头。她比划着告诉我，她知道哪里有那种粘土，她可以带我去。我犹豫了一下，让她上了车。
皮卡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阿玛莉亚坐在副驾驶上，把编织袋抱在怀里，锄头靠在脚边。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裙子，头上包了一块蓝色的头巾，看起来比在厨房里的时候精神多了。我试着用我仅会的几个葡萄牙语单词跟她交流，她说了一大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话，我俩对着一顿比划，最后都笑了。
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阿玛莉亚指着路边一片干涸的河床示意我停车。我们下了车，她带着我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走到河床的一处拐弯处。这里的土质明显跟别处不一样，是深灰色的，捏在手里有一种油脂般的滑腻感。阿玛莉亚蹲下来挖了一小块，放在手心里搓了搓，然后从旁边的水坑里弄了点水淋上去，揉成一个小团，在手心里拍扁了，举到我面前让我看。那个粘土团被她拍得很平整，边缘没有裂痕，表面光滑得像上了一层釉。
她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虽然我听不懂内容，但她的表情和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这种土，是好东西。
我跟着她开始挖。河床的土因为长期干旱变得很硬，表层裂开一道道龟壳状的纹路，锄头砸下去只刨下来薄薄一层。阿玛莉亚比我经验丰富得多，她先用水把要挖的地方浇透了，等水渗下去土变软了再挖，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我们挖了大概两个小时，装了满满三编织袋的黑粘土，每袋少说也有四五十斤。我把袋子扛上皮卡的后斗，阿玛莉亚又徒手捧了几捧散土，用裙子兜着带上了车。我看了她一眼，想说“你这样会把裙子弄脏的”，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在这片土地上，脏和不脏，跟尊严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回到工地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把粘土倒出来铺在一块钢板上晒，太阳正毒，估计到傍晚就能干透。阿玛莉亚没走，她帮我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又帮我筛了一堆细砂，忙前忙后，像是这厕所是她自家要盖的一样。
傍晚的时候，粘土晒到了可以用的程度。我把土砸碎，筛掉大颗粒，按照大概的比例掺上水，用脚踩，用手揉，像小时候在农村看大人和泥巴那样，把粘土揉成有韧性的泥团。阿玛莉亚蹲在旁边学我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揉着，泥巴粘了她一手一脸，她也不在意，笑得很开心。
那天晚上我没去挖坑，而是把坑底和坑壁清理了一遍，扫掉浮土，用水打湿了基层。黑粘土的防水效果取决于夯实的密实度，基层不够湿润的话，粘土和基层之间粘不牢，干了以后会开裂。我把基层处理好，又用木板在坑底钉了一个方框，用来控制防水层的厚度。
忙完这些，已经快九点了。我洗了手，去厨房找吃的。阿玛莉亚给我留了一份饭，用一个搪瓷盆扣着，打开来还是温的。木薯饼配豆子汤，跟昨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吃出了豆子汤里多加了一种香料，味道比昨天好了一些。
星期天一早，我开始铺设黑粘土防水层。
阿玛莉亚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她带了三个村里的姑娘来帮忙，年纪都在二十岁上下，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裙子，头上包着五颜六色的头巾，说说笑笑地走过来的时候，像一道移动的彩虹从红土地上飘过来。
我站在坑边，手里拎着一团揉好的粘土，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指挥她们了。语言不通，施工工艺又比较复杂，我连比划带示范地讲了半天，她们大概听懂了三分之一。
阿玛莉亚最先明白了我的意图。她从桶里取了一块粘土，跳进坑里，蹲在坑角，按照我示范的方式把粘土用力拍在坑底的基层上，然后用拳头反复压实，压到粘土表面出现光泽才算到位。她做得很认真，每压完一块都要用手掌摸一遍，检查有没有气泡或者裂缝。
其他三个姑娘有样学样，纷纷跳进坑里干了起来。坑不大，站四个人有点挤，她们挤在一起，互相扶着肩膀保持平衡，一人负责一片区域，配合得居然挺默契。
我站在坑沿上看着她们，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暖流。这些姑娘跟阿玛莉亚一样，白天在工地上搬水泥、筛沙子、做杂活，挣一天不到两百梅蒂卡尔的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二十块钱。她们的手粗糙得像砂纸，脚上常年不穿鞋，脚底板磨出一层厚茧，踩在碎玻璃上都不会流血。她们的人生似乎从出生那天起就被限定在了一个极窄的轨道上——长大，嫁人，生孩子，种木薯，挑水，洗衣服，然后老去。可她们好像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她们会笑，会唱歌，会穿着最好看的裙子来帮忙，会在泥巴糊满双手的时候互相开着玩笑。
到底是她们活得太简单，还是我活得太复杂了？我说不清楚。
防水层铺了整整一个上午。五厘米厚的黑粘土，分层铺设，每铺一层就用木槌反复夯实，夯到表面光滑如镜、敲上去有清脆的回声才算合格。这道工序急不得，每层粘土必须彻底夯实在才能铺下一层，否则后期一泡水就会起鼓开裂。
中午最热的时候，我让大家歇一会儿。几个姑娘跑到猴面包树的树荫下坐着，阿玛莉亚从厨房端了一锅凉水出来，每人倒了一碗。我端着碗靠着树干坐下来，阿玛莉亚坐到我旁边，用她那磕磕巴巴的英语跟我聊了起来。
“你，为什么，做这个？”她指了指厕所的方向。
我想了想，用最简单的英语回答她：“因为你们需要。”
她歪着头看了看我，好像在判断这个回答是不是真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村里，女人，很高兴。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说，“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事情。”
她听不懂后面这句话，皱了皱眉，我也没有再解释。有些话翻译过来就变了味，不如不翻。
下午两点多，防水层全部铺完了。我在坑底踩了一圈，脚下硬实得像踩在水泥地面上，敲上去梆梆响，没有空鼓声。我蹲下来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裂缝或者脱层。黑粘土特有的那种湿润的光泽在阳光下闪着暗哑的光，像一块被打磨过的墨玉。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关键的工序，算是过关了。
按照进度，防水层需要养护至少三天才能在上面砌砖。这三天里不能踩踏，不能淋水，要保持自然干燥。我找了几块木板盖在坑口上，又用塑料布蒙了一层，防止晚上可能有露水渗下去。
接下来三天，工地照常施工，我下班以后的精力转移到了材料的准备上。砖不够，我从废料堆里扒拉出几十块半截的旧砖，用瓦刀把残浆剔干净，码在一起，聊胜于无。木板需要刨光，我从库房里借了手刨，一块一块地刨，刨花落了一地，松木的清香在傍晚的空气里弥漫开来，跟红土的味道混在一起，居然有点好闻。
老刘没事就来我这儿转悠，有时候帮我递递工具，有时候就蹲在旁边看着，偶尔冒出一句“这活儿干得板正”“你这水平够去装修公司上班了”之类的话。我知道他是怕我一个人太闷，故意来找我说话的。我没揭穿他，每次他来我就跟他扯几句闲篇，说说项目上的事，说说他老家河南的面条，说说国内最近又出了什么新电影。在这片远离故土的地方，哪怕只是聊聊家乡的胡辣汤，心里都能暖半天。
三天过去了，防水层养护完成。我用瓦刀在表面轻轻敲了几下，声音清脆，没有任何剥落或开裂。我倒了半桶水上去，水在表面聚成水洼，过了十几分钟才慢慢渗下去一点——那是从粘土表面蒸发掉的，不是渗漏。防水效果，合格。
那天晚上我破例喝了一罐啤酒。老赵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箱当地产的劳伦蒂娜啤酒，拿出来分给大家。我们几个中国人坐在院子里，头顶是非洲浩瀚的星空，脚下是浸透了汗水的红土地，一人一瓶啤酒，喝得不快不慢。
老赵把啤酒瓶举到我面前：“小陆，敬你一个。不为别的，就为你这股子劲。”
我跟老赵碰了碰瓶，仰头灌了一大口。劳伦蒂娜啤酒味道偏苦，麦芽味很重，喝起来有点像国内的老啤，但多了一种说不出的粗粝感，像这片土地一样。
“赵经理，明天开始砌砖，接下来一周我可能都要晚睡一会儿。”
老赵摆了摆手：“晚睡就晚睡，我跟你嫂子说了这边的情况，她说让我别管你，说你做的是善事。”老赵顿了顿，“我老婆这个人你知道吧？平时我给她买个包她都不说句好话，这次她破天荒地夸你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酒劲慢慢上来，脑袋有点晕乎乎的，但心里格外清醒。
第二天一早，我正式开工砌砖。
空心砖比我想的要难砌得多。孔洞多，砂浆不容易灌满，砌出来墙体容易歪斜。我每一块砖都要用水平尺校好几遍，砂浆的配比也调整了好几次，太稀了砖会滑，太干了粘不住。头几块砖砌得歪歪扭扭，扒了重砌，反复了好几遍才找到手感。
到了下午，我已经能比较熟练地操作了。每砌三四层砖就拉一根水平线校准，用橡皮锤轻轻敲正，然后用瓦刀把挤出来的砂浆刮掉，补缝勾平。墙体逐渐升高，从蹲在地上砌变成了站着砌，再变成了要踩着砖头够着砌。
阿玛莉亚每天傍晚都会来待一会儿，不干活，就站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她会带几个当地的小孩子来，孩子们蹲在远处的草地上，瞪大眼睛看着我砌墙，像看一场精彩的表演。有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光着脚，穿着一件大人T恤改的裙子——对，是裙子，这边小男孩小时候都穿这种，方便。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跑回家拿了一把跟他的手掌一样大的小瓦刀回来，蹲在我旁边学我的样子，在地上划来划去，假装在砌墙。
我被他逗笑了，从废料堆里找了半块碎砖给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来，你在这儿砌。”他兴奋得眼睛发亮，像领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用那把比他手掌还小的瓦刀认认真真地开始砌他的第一堵墙。
他妈从村里赶来找他吃饭，看到这一幕，站在远处愣了几秒，然后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褪色的橙色T恤，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脸上的表情混着不好意思和感激。她用当地话对孩子说了几句，孩子撅着嘴不肯走，她又说了几句，语气严厉了一些，孩子这才不情愿地放下瓦刀，拍拍手上的灰，跟着他妈走了。走了没几步又跑回来，把那半块碎砖小心翼翼地藏在他用脚踢出来的一个小土坑里，用树叶盖上，好像在埋一件珍贵的宝贝。
我看着他跑远的背影，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轻轻碰了一下。
一周后，墙体砌到了规定高度。四面墙，一米八高，厚度十二厘米，用空心砖砌筑，砂浆填充饱满。我用水平尺测了好几个点，最大偏差不超过五毫米，比我平时在工地上验收分包队伍的合格率还高。
那天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块砖砌好，抹平了最后一道砂浆缝，把瓦刀往砖缝里一插，两腿一软，直接坐在了地上。
老刘从营地方向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卷软尺。“砌完了？”他问。
“砌完了。”
他拿起软尺量了量尺寸，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把崭新的门闩，不锈钢的，亮闪闪的。
“上个月让国内寄东西的时候顺便买的，本来打算给我宿舍门装上，你先用。”他说。
我接过来看了看，质量很好，比我预想的那根粗铁丝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我想说谢谢，但嗓子有点堵，没说出来。
“行了行了，”老刘拍拍裤子上的灰站起来，“别在这儿煽情了，赶紧弄屋顶，我看天气预报说下周三可能有雨。”
屋顶是最让我头疼的部分。我没有整块的屋顶材料，只能用铁皮和石棉瓦拼凑。铁皮是从废料堆里翻出来的，上面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还生了锈，我用锤子把凸起的部分敲平，用砂纸打磨掉锈迹，刷了一层防锈漆。石棉瓦的尺寸不统一，需要切割，切割石棉瓦的粉尘对肺不好，我戴了两层口罩还是呛得直咳嗽，老刘找了一桶水让我边切边淋水，扬尘小了很多。
屋顶的骨架用角钢焊接。我的焊接技术只能说勉强能用，焊点丑得像鸟屎，但够结实。阿玛莉亚的一个表哥是村里会电焊的人，他主动过来帮忙，技术比我好多了，焊出来的焊缝均匀整齐，像机器焊的一样。他用当地话跟我说了几句，阿玛莉亚翻译成英语：“他说，他愿意帮你干完，不要钱。因为他的妹妹也在工地上干活，不敢用那个旧厕所。”
我握了握表哥的手。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壮，掌心满是烫伤的疤痕。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在这片没有多少人知道“电焊”是什么东西的土地上，他的技术是金子一样宝贵的东西。
屋顶骨架焊好以后，我们开始铺铁皮和石棉瓦。表哥负责焊接固定，我负责搬运和切割，两个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他不太说话，我也听不懂，但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交流方式——他指一下铁皮，我就知道要切多长；他敲两下角钢，我就知道要递焊条。这是一种超越了语言的协作，靠的是眼神和默契，或者说，靠的是我们都想把这件事做好的决心。
屋顶铺了大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表哥的老婆来叫他回家吃饭，他用当地话跟她说了几句，她又走了，过了一会儿端了一个铁盆回来，里面装着两大块烤木薯和一小碟辣酱。我们在月光下坐在还没完工的厕所旁边，用手抓起木薯蘸着辣酱吃。辣酱很辣，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但很好吃，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种辣酱都香。
表哥吃完就走了，走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消失在夜色里。阿玛莉亚告诉我，他说的是“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中国人”。
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大了。我只是盖了一个厕所而已，最好的中国人？差得远呢。可我知道他说这话不是因为他见过多少中国人，而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来了又走的外国人——来了，盖个房子，赚了钱，走了，跟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关系。而我至少在做一件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第二天，屋顶完工了。
铁皮和石棉瓦拼接得严丝合缝，我检查了好几遍，没有明显的缝隙和漏水的隐患。表哥在屋顶边缘焊了一圈防滑钢筋，防止有人滑倒。他还用多余的石棉瓦做了两个小小的雨棚，一个遮住门口，一个遮住后面的通风口。这两个细节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却默默做好了。这就是手艺人和我这种半路出家的泥瓦匠之间的差距——我只想着“能用的”，他想的是“好用的”。
接下来是门。
门板用的是工地上拆下来的旧木模板，厚实，结实，缺点是重。我量了门洞的尺寸，锯了两块木板拼在一起，用木方做骨架加固，中间塞了一层泡沫板增加隔音和保温效果。其实保温对非洲的厕所来说是个笑话，但有了泡沫板门会更厚实，关起来声音会更闷——我喜欢闷的声音，让人觉得踏实。
门闩用老刘给的那个不锈钢的，锁扣也是他用铁片自己弯的，弯得很标准。我把门装上去试了试，开合顺畅，关上门以后跟门框的间隙不超过五毫米，从里面闩上以后推都推不开。
我在门的内侧贴了一张纸，上面用英语写着“PULL TO CLOSE”，怕有人关门的时候不知道要拉一下。后来又觉得当地人看不懂英语，就让阿玛莉亚用葡萄牙语又写了一遍，贴在外侧。两张纸的材质都不一样，一张是打印纸，一张是从工地记事本上撕下来的，大小不一，贴得歪歪扭扭，但在那扇旧木板拼成的门上，它们像两面小小的旗帜，宣告着这间小房子的存在。
最后的工序是洗手装置。
我从库房里找了两个二十升的塑料桶，清洗干净，一个用来储水，一个备用。在桶底钻了几个小孔，孔径不能太大，否则水流太快浪费水；也不能太小，否则水出不来。我反复试了好几次，最后确定钻三个两毫米的孔，流出来的水刚好够把手淋湿，不会溅得到处都是。桶挂在墙上，用一根绳子控制倾斜角度，拉一下绳子桶就会向前倾斜，水流出来，松手桶复位，水流停止。这个装置的灵感来自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的压水井，原理不复杂，但在没有自来水的非洲村庄，它意味着每一次如厕后都能用活水洗手。
我把桶装满水试了试，拉绳出水，松手停水，一切正常。水流不大，但很稳，冲击在手掌上凉丝丝的，在这个常年高温的地方，这种感觉应该会让用的人心情好一点吧。
最后一个细节是在地上铺了一层碎石，从工地废料堆里筛出来的，大小均匀，用清水洗过一遍。碎石的好处是雨天不会积水，也不会像红土那样一下雨就变成泥浆，人踩上去嘎吱嘎吱响，脚底不会沾泥。阿玛莉亚帮我把碎石一桶一桶地拎进来，均匀地铺在地上，然后蹲下来用手把表面抹平。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表情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神圣的工作。
我站在门口，退后几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间小小的厕所。
四四方方的铁皮屋顶，灰白色的石棉瓦和锈红色的铁皮交错拼接，像一块打了补丁的旧布。墙体是浅灰色的空心砖，砖缝间填充的水泥砂浆有些地方没刮干净，留着瓦刀刮过的痕迹，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木门是深褐色的旧模板拼成的，门板上留着水泥浆干涸后形成的白色斑块，星星点点的，像一幅抽象画。门上挂着那条新买的不锈钢门闩，亮闪闪的，跟周围所有的旧东西都格格不入，像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人戴了一块名表。
可它站在那里，稳稳当当的，风吹不摇，雨打不透。它从一堆废料里站起来，变成了一间真正的、可以用的、有尊严的厕所。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个厕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开门”过。门一直关着，谁都没用过。阿玛莉亚知道这是还在施工，村里那些姑娘她们也知道，她们每天早晚还是去灌木丛里解决，只是路过的时候会多看一眼，目光里有好奇，有期待，也有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奢望的谨慎。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闩，推开门，让门敞着。
傍晚的风从门口灌进去，吹动墙上挂着的那个塑料桶，桶身轻轻晃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嘎吱声。整个厕所里有一股新砌的水泥和晒干的木板混合的气息，不香，但很好闻，是那种让人安心的、踏踏实实的气息。
阿玛莉亚从厨房方向跑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忽然转过身去，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然后又转回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
“我可以使用?”她问。葡萄牙语，我听懂了——我能用吗？
我点了点头。
她走进去，从里面关上了门。门闩插上的声音很清脆，“咔嗒”一声，在傍晚安静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我转身走开，走了大概二十步，停下来，背对着厕所，点了根烟。我抬头看天，天边的云彩正在变色，从橘红变成深紫，又从深紫变成灰蓝，像一块正在被水洗掉的画布。一群鸟从头顶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像有人在快速翻书，哗啦哗啦的，很快，很急，像是赶着去哪里。
过了大概三分钟，门开了。
阿玛莉亚走出来，走到我面前，认认真真地站好，把两只手交叠在身前，朝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那不是一个当地人对外国人的鞠躬，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激，跨越了所有文化的差异，回到了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情感表达方式。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种族隔阂的教科书都失效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另一个帮助她找回尊严的人的回应。
我赶紧把烟叼在嘴里，伸手扶她起来，嘴里含混地说了句“别别别”，烟差点掉下来烫了手。
阿玛莉亚直起身的时候在笑，眼泪也跟着笑出来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笑，笑得整个人都在抖。我不知道她在笑什么，但我也跟着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远处的老刘看到我们两个站在厕所门口又哭又笑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走了。
那晚我回到板房，躺在床上，把完工后的厕所从头到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墙体牢固，屋顶防水合格，门开关顺畅，洗手装置好用，黑粘土防水层应该能管好几年，粪坑至少能用大半年。一切都在我能想到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我拿起施工日志，在当天的页面上写了一句话：“厕所主体完工。明天起可投入使用。”
写完之后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好几秒，忽然觉得哪里不对。我又加了一句：“希望能帮到她们。”
然后我合上本子，关了灯。黑暗里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不紧不慢的，像一面鼓被一个人不慌不忙地敲着。
明天，这个用工地废料建起来的厕所，将迎来它的第一批使用者。我不知道明天会有多少人来，不知道她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个简陋的小房子，不知道这个厕所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她们的生活。
但我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安心地喝下一碗水了。
就冲这一点，这一个月的辛苦，值了。
我闭上眼睛，在非洲旷野的风声和虫鸣中沉沉睡去。
第三章
厕所开门的那天早晨，我差点被眼前的场面吓回去。
头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第二天五点刚过就自然醒了。板房外面的天还没大亮，东边地平线上浮着一层鱼肚白的微光，空气中带着旱季特有的干燥和清冽。我穿好衣服走出宿舍，打算去厕所那里看一眼——毕竟昨天只是让阿玛莉亚试用了，门还没正式对全村人开放。
我沿着营地那条踩硬了红土的小路往东走，绕过堆放钢筋的料场，远远地就看到厕所门口黑压压的一片。
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再看。没花。厕所门前排着一条长龙，蜿蜒着从厕所门口一直延伸到营地外面的土路上，转了一个弯，消失在灌木丛后面。队伍里的人全是女的，从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女到三十来岁的少妇，一个挨一个地站着。有人头上顶着水桶，有人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婴儿，有人手里攥着一卷皱巴巴的卫生纸或者几片洗净的树叶，有人什么都没带，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跟前后的人小声说着话。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全村的女人都来了吧？
后来阿玛莉亚告诉我，那天来的确实不止穆萨村本村的女人。消息在前一天晚上就传开了，像草原上的风一样，从穆萨村吹到了周边的四五个村庄。那些村子里的女人们听说了“中国人在工地上盖了一个带门的、可以从里面闩上的、有洗手装置的厕所”，当天晚上就开始约人，第二天天不亮就摸黑出发，走半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路赶过来。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头发花白，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花裙，脚上是一双用旧轮胎割成的凉鞋。她大概是天还没亮就到了，第一个站在那里，背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自己直起来的树。她看到我走过来，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但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轻得几乎看不出来，但我看到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招呼，那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郑重的、带着敬意的颔首。在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眼里，我这个三十出头的中国年轻人，当得起她这一低头。
阿玛莉亚站在厕所门边，手里拿着那面她用红布缝的小旗子，旗杆是一根笔直的木棍。她看到我走过来，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举着旗子朝我挥了挥，转身对队伍喊了一句当地话。队伍里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然后又齐刷刷地移开，好像多看一眼会不好意思似的。
“陆工，你是来开门的吗？”阿玛莉亚用英语问我，她这几个月跟着我们学了不少英语，虽然语法颠三倒四的，但已经能表达基本的意思了。
“门本来就没锁。”我说。
阿玛莉亚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认真了起来：“不，这个门要你来开。你是盖厕所的人，第一个用的人是村里的女人，第一个开门的人应该是你。这是我们商量好的。”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队伍里那些投过来的目光。那些目光里有期待，有感激，有一种让我心里发酸的东西——她们把我当成了一个重要的人，一个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的人。可我明明只是用废料搭了一个小房子而已，在国内任何一个工地上，这种东西连临时设施验收都过不了。
我没有再推辞。走到门口，握住那条亮闪闪的不锈钢门闩，拉开门闩，把门推开。
一股新砌水泥和干燥木板的气息从门里涌出来，混着清晨旷野上的凉风，拂在我脸上。我侧身让开门口，对阿玛莉亚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阿玛莉亚站在门口没动，看向队伍最前面的那位老妇人，用当地话说了句什么。老妇人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阿玛莉亚，又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口。她走得很慢，像是怕走快了眼前这个东西就会像梦一样碎掉。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伸手摸了摸门框上那块还带着毛刺的木板，指腹在木纹上反复摩挲，像在确认这是不是真的。
然后她进去了。门从里面关上了，“咔嗒”一声，门闩插上了。
队伍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憋了很久终于可以呼吸了一样。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听不懂但能感受到的情绪，像叹息，又像祈祷。
过了大概四五分钟，门开了。老妇人走出来，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她径直走到我面前，把两只粗糙的手合在一起，举到额头的高度，朝我深深地弯下了腰。她的嘴唇哆嗦着，用当地话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阿玛莉亚在旁边翻译给我听，声音也在发抖：“她说，她活了五十二年，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厕所。她说谢谢中国人在她的土地上做了她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伸手扶她起来，握着她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每一根手指都因为长年劳作而弯曲变形。我握着那双手，想说点什么，可所有的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太轻了。
我没说出话来。我只是握了握她的手，然后松开，退到一旁。
老妇人走了以后，队伍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一个人进去，门关上，几分钟后出来，换下一个人。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出来以后红着眼眶，有的出来以后笑着跟后面的人说着什么，有的出来后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走开。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出来以后会朝我看一眼，有的人点头，有的人微笑，有的人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看着我，看一两秒，然后转身离开。
那个场景我一生都忘不了。几十个非洲女人，在旱季清晨的金色阳光里，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排着队使用一间用工地废料搭成的厕所，然后一个一个地走到我面前，用她们的方式说谢谢。没有人的谢谢是用嘴说出来的，但每一个人都说了。
我在那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队伍慢慢缩短，直到后来的姑娘不再专门走过来看我，直到老赵端着搪瓷缸子站在营房门口朝我喊了一嗓子：“小陆，该吃早饭了，今天还要上工！”
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厕所。排队的人少了，只剩十来个，但后面还有人从土路上不断走过来，加入到队伍的末尾。厕所门口那面红布旗子在晨风中微微飘动，上面用炭笔画的那个简笔画厕所——一个方框上面加一个三角形屋顶——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我走进厨房，阿玛莉亚已经把早饭摆好了。木薯饼、煮鸡蛋、一壶红茶。她今天特意多煮了两个鸡蛋，放在我的碗旁边，上面还盖着一块干净的布，怕凉了。我坐下来剥鸡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那个老妇人握过的热度还没散。
我在非洲干了三个月的工地，打了三个月的混凝土、绑了三个月的钢筋、跟当地工人比划了三个月的手势，我以为这就是我来这里全部的意义了。可今天早晨我才发现，我来非洲真正要做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是盖厂房，而是盖一个厕所。
一个门可以从里面闩上的厕所。
一个让女人可以在白天光明正大地走进去的厕所。
一个让活了五十二年的老妇人说“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厕所。
厕所投入使用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我不再只是“工地上的中国人陆卫东”了。我开始有了另一个身份——“那个盖厕所的人”。这个身份在穆萨村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在项目上的职务。项目上的当地人见了我叫“主管”，葡萄牙语里“头儿”的意思，是下级对上级的称呼，客气但疏远。而村里的女人见了我，会用当地话喊一个我后来才知道意思的词——“奇贡博”。
奇贡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它不是“厕所建造者”的直接翻译，而是一个更古老、更丰富的词，大意是“用废料创造有用之物的人”。在当地的传统文化里，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受到祖先庇佑的、有特殊能力的人，类似于手艺人和智者的结合体。我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被非洲村庄的老妇人用这样的词来称呼，这种感觉很奇妙，像一个普通人忽然被人戴上了一顶不属于自己的王冠，戴着觉得心虚，摘下来又怕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厕所投入使用后的头几天，我每天早晨都会去检查一下。不是不放心，是想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天我发现洗手桶里的水用得太快，不到中午就空了，原来是有人拉绳子的时候太用力，桶倾斜的角度太大，水一下子涌出来大半，全浪费了。我在桶上加了一根限位绳，控制最大倾斜角度，又在桶旁边贴了一个用塑料袋罩着的示意图，画了一个小人轻轻拉绳子的样子。阿玛莉亚看到这张图笑了半天，说这个小人长得像我。
第二天我发现门闩的位置太靠上了，个子矮的人要踮起脚才能够到。我把门闩往下移了十公分，又把闩杆的长度缩短了一些，这样不论高矮都能轻松操作。第三天有姑娘反映蹲位的洞口太大了，小孩子可能会踩空。我锯了一块小木板，在洞口后沿加了一个挡板，缩小了有效开口的尺寸，又在洞口周围钉了一圈防滑木条。
这些细小的改进，每一处都来自使用者的反馈。阿玛莉亚成了我的“信息收集员”，她每天在厕所门口待很长时间，跟来上厕所的女人们聊天，问她们觉得哪里不好用、哪里需要改。她的英语水平在这段时间突飞猛进，已经从磕磕巴巴蹦单词进步到能说完整的简单句子了。
“陆工，玛蒂尔达说洞口还是有点大，她五岁的女儿不敢用。” “陆工，埃莉诺问能不能在墙上钉一个钩子挂包。” “陆工，有人问晚上能不能点一盏灯，天黑以后来的人看不见路。”
每一个问题我都认真记下来，能解决的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就记在本子上等找到办法再说。墙上的挂勾是用粗铁丝弯的，弯了三个，一字排开，高度不同，大人小孩都能用。晚上照明的灯是从仓库里翻出来的一盏旧太阳能灯，白天挂在外面晒一天太阳，晚上能亮四五个小时，光线不算强，但足够照见门口的路和门闩的位置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直到第六天，问题来了。
那天中午我正在工地上跟当地工人比划着解释钢筋间距的控制要点，阿玛莉亚跑过来找我，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她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陆工，厕所后面有人在那里……那个……地上有。”
我跟着她绕到厕所后面，一看就明白了。有人在厕所外面的地上解决了，就在离后墙不到两米的地方，干燥的红土上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迹，几只苍蝇在上面盘旋。
我蹲下来看了看，又站起来环顾四周。厕所后面的这片空地长着稀稀拉拉的杂草，再往外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从这里到正式的厕所入口，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可有人宁可在这里就地解决，也不愿意走那几步路进去。
阿玛莉亚在旁边解释说，今天早上有几个外村的男人来工地找活干，没找到，路过这里看到了厕所，可能是不好意思进去——因为厕所是给女人用的——又不想走远，就在后面解决了。
我没有生气，只是觉得有些无奈。厕所的初衷是解决女人的如厕问题，男人的需求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我只能先做最紧急的那一部分。可现在男人开始“蹭”这个厕所了，虽然用的是“蹭”的方式——不进去，在外面解决。
这不光是不卫生的问题，更是安全问题。一个女人晚上来上厕所，看到厕所后面有黑影晃来晃去，她敢进去吗？
当天晚上我在猴面包树下找到了穆罕默德村长。老头儿正坐在树下的草垫上乘凉，身边围了几个村里的老人，在用当地话聊着什么。我请阿玛莉亚帮我翻译，把情况跟村长说了一遍。
穆罕默德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月光透过猴面包树巨大的树冠洒下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慢吞吞地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
“我明天在村口开会，”阿玛莉亚翻译着他的话，“告诉男人们，那个厕所是给女人的，谁都不许靠近。谁要是再在后面乱来，我亲手打断他的腿。”
阿玛莉亚翻译到“打断腿”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确认我没有被吓到才继续往下翻。我倒是没被吓到，反而觉得这老头儿虽然说话粗鲁，但那份维护的决心是真真切切的。
第二天，穆罕默德果然在村口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我没有去，是阿玛莉亚回来以后告诉我的。她说村长站在村口那棵最大的猴面包树下，拄着手杖，当着全村老老少少的面宣布了一条新规矩：工地厕所方圆五十米内，男人禁入。谁违反了，谁自己去跟“奇贡博”解释。
“奇贡博”就是我了。
这个消息传开以后，厕所后面的“野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污迹。男人们改了道，绕远路从工地的另一边走，有实在憋不住的，就自己跑到更远的灌木丛里去解决，没人再敢靠近那个小房子。
规矩有时候比设施更重要。一个厕所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空间的问题。当村长用他的权威为这个厕所划出了一片“安全区”，女人们才真正获得了使用它的自由。
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做一件事情，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你需要当地人的理解、支持和参与。穆罕默德的这道禁令，比我再砌十堵墙都有用。因为这道禁令背后，是整个村子的共识和力量。
厕所使用满两周的那天，我做了一次粗略的统计。按每天来的女性人数估算，这个小小的厕所每天至少被使用七八十次，最高峰的那天超过一百二十次。阿玛莉亚说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五六个村子都有女人来过。最远的是从十五公里外的一个村子走过来的，天不亮就出发，走到穆萨村已经快中午了，上了个厕所，在村里歇了一会儿，又走了回去。来回三十公里，就为了上一次厕所。
我当时听阿玛莉亚说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条路太远了。
不是她走的路太远了——是她们离基本的尊严太远了。一个简单的、带门的、能保护隐私的厕所，在国内是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在非洲的这片红土地上，却成了奢侈品。一个女人要走十五公里才能用上一次，这种奢侈品的代价太大了。
不是她们疯了，是这个世界的资源分配太不均衡了。
我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模式可以在穆萨村成功，是不是也可以推广到周边的村子？我不是什么慈善家，也没有联合国的资源，但至少我可以把厕所的建造方法教给当地人。图纸不复杂，材料也不难找，最关键的不是技术，是那个“我也可以做到”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旦在一个人心里扎了根，它就会自己生长。
厕所的事情基本稳定下来以后，我的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另一件事上——法蒂玛。
法蒂玛就是之前问我借纸的那个姑娘，穆罕默德村长的孙女，十五岁，瘦得像一根晾衣竿，但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她每天傍晚会来厕所门口待一会儿，不是来上厕所的，是来等人的。等我。
她等我从工地收工回来，等我从板房里拿着那块小黑板走出来，等我在猴面包树下把黑板架好，等她和其他想学写字的人一起坐下来，开始那一小时的学习。
对，学习。厕所建好以后没几天，那个在猴面包树下教人写字的“夜校”，就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特殊的一段教学生涯。
最初是法蒂玛先找的我。那天傍晚我收工回来正在院子里洗手，她站在营地门口的铁丝网外面，手里攥着一个本子，不好意思进来。阿玛莉亚看到了把她领进来，她站在我面前，低着头，把本子递给我。
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葡萄牙语。我不认识，让阿玛莉亚帮我翻译。阿玛莉亚念出来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郑重：“她说：‘先生，你能不能教我写更多的字？我想走出这个村子。’”
我合上本子，看着她。
十五岁的姑娘，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T恤和一条打着补丁的旧裤子。赤着脚，十个脚趾头沾满了红土。她的眼神里有羞怯，有紧张，还有一种我很难形容的东西——那不是请求，那是恳求，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你身上时才会有的那种恳求。
我没办法拒绝。
不光是没办法拒绝，是根本不想拒绝。
一个十五岁的姑娘想走出这个村子，想学写字，想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她的人生还没有被这片红土困死，她的眼睛里还有光。如果有人愿意帮她一把，这光就不会灭。
“明天傍晚，猴面包树下。”我说，“我教你。”
法蒂玛听不懂我的中文，但她看懂了我的表情和手势。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那种亮不是灯光的亮，是火光的亮。她把本子抱在怀里，朝我鞠了一个躬，转身跑了出去，赤脚踩在红土路上，跑得像一阵风。
她跑出去的时候裙摆被风掀起来，露出一截细得像麻秆的小腿。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个法蒂玛？有多少双被红土染成褐色的脚想走出去？又有多少双眼睛里的光还没来得及被人看到就熄灭了？
第二天傍晚，我带着从办公室翻出来的那块小黑板和半盒粉笔，走到猴面包树下的时候，法蒂玛已经等在那里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树下还坐着七八个人，全是村里的姑娘和年轻女人。阿玛莉亚也在其中，手里拿着一根削尖的木棍，面前的地上已经写了好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母。
“她们也想学。”阿玛莉亚替我翻译着大家的意思。
我看了看树下那几张或稚嫩或沧桑的脸，点了点头。我把黑板架在猴面包树凸出地面的粗壮树根上，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了第一个字母。不是葡萄牙语的A，也不是英语的A，而是一个方块字——“人”。
一撇一捺，互相支撑。
她们看不懂，但她们看得很认真。法蒂玛蹲在最前面一排，把本子摊在膝盖上，一笔一划地跟着写。“人”字的第一笔是撇，她用木棍在地上模仿了半天，画出来的弯弯扭扭的，像一根被风吹弯的草。但她不气馁，擦了又写，写了又擦，那片红土地被她的木棍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我来非洲不是为了教她们写中国字，但我在教她们写中国字。这不是计划之内的事情，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人”这个字，不管用哪种语言写，它代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根本。
从那天起，猴面包树下的“夜校”正式开张了。每天傍晚六点到七点，风雨无阻——当然这里没有风雨，旱季的雨少得可怜。学生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两个变成了四个，四个变成了十几个，到第三周的时候，树下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不光是姑娘了，几个年轻小伙子也来了，坐在最后面，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
埃莉诺——法蒂玛的母亲，村里那个小学代课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主动来找到我。她说她可以帮忙教，因为她有教学经验，而且会说当地的土语，比我这个用英语加手势比划的“外国人”效果好得多。
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笑出来——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在非洲被一个初中毕业的代课老师“嫌弃”教学水平不行了。但埃莉诺说得对，她确实比我更适合教这些基础的东西。她能听懂学生的问题，能用学生最熟悉的语言解释那些抽象的概念，能看出哪个学生是没听懂、哪个是没自信、哪个是家里出了事分心了。这些东西，我一个外来者，一辈子都学不会。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分工：埃莉诺教最基础的字母和数字，我教进阶的读写和简单的数学，阿玛莉亚当翻译和助教。三个“老师”，二十多个学生，一棵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猴面包树，一块从工地上捡来的小黑板，半盒快要磨秃的粉笔。
这就是我在非洲的全部教育资产。
可就是这点可怜巴巴的资产，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却像是打开了一扇从未被打开过的门。
有一天晚上下课以后，法蒂玛没有走。她等其他人都散了，才走到我跟前，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递给我。
纸上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一片土地上，身后是一间小房子，头顶上是一轮圆圆的月亮。人的脸朝着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白的、未被涂抹的纸。
她用手指着那个人，用刚学会的英语单词说了一个词：“You。”
然后她指了指前方的空白：“My future.”
我的未来。
一个十五岁的非洲姑娘，用她刚学会的极有限的英语词汇，告诉那个站在她面前的中国施工员——你是那个帮我指向未来的人。
那天晚上我回到板房里，把那幅画压在施工日志的封皮下面，怕它被风吹走了、被水泡了、被我不小心弄丢了。那不是一幅画，那是一份责任。一份我从来没想过会落到我肩上的、沉甸甸的责任。
第四章
夜校办到一个月的时候，联合国的人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工地上检查钢筋绑扎的质量，一辆白色的丰田越野车从土路上颠簸着开过来，车身上印着蓝色的UNICEF标志，在漫天红土中格外醒目。车停稳后，先下来一个当地司机，然后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女人，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蓝色背心，下面是一条卡其色工装裤和一双沾满灰尘的登山鞋。她的皮肤被非洲的太阳晒成了深棕色，脸上的雀斑像散落的芝麻，看起来在户外工作的年头不短。
她走到我跟前，伸出手，用带着浓重法语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索菲·门东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马普托办事处的项目协调员。我们听说了你在这里做的事情，想来看看。”
我跟她握了握手，手心全是灰，她的也一样。
索菲在工地上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先看了那个厕所，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蹲下来检查了黑粘土防水层，用手摸了摸木板的平整度，拉了拉洗手装置的绳子，试了试门闩的灵活性。她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记，写了好几页。然后她让阿玛莉亚带着去村里走了一圈，跟几个经常来上厕所的女人聊了天，又去猴面包树下看了夜校的场地。
晚上回到营地，索菲跟老赵和我坐在一起吃了顿便饭——阿玛莉亚做的木薯饼配豆子汤，外加我从国内带来的老干妈。索菲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用流利的英语跟老赵聊着联合国在莫桑比克推行的“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项目。她说这个项目在莫桑比克已经做了快十年，投入了上千万美元，建了数百个厕所，但效果一直不理想。
“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索菲放下手里的木薯饼，用餐巾纸擦了擦手指，看着我，“我们建的厕所，标准很高，瓷砖、冲水、化粪池，什么都齐全。可建完以后，当地人不用。”
“为什么不用？”我问。
“因为那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索菲说，“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厕所。我们把从欧洲和北美搬来的设计方案用在这片土地上，然后奇怪为什么没人用。我们的厕所干净、漂亮、符合国际标准，可它们不是从这片红土里长出来的。”
索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她话语背后的挫败感。一个在国际机构工作了十几年的专业人士，面对一个用废料堆里扒拉出来的材料盖厕所的工地施工员，承认自己的项目不如一个业余木匠做得好。这不是谦虚，这是专业的人在面对事实时的诚实。
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合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计划在穆萨村及周边十个村庄推广“社区主导的卫生设施改善”项目，需要一个当地的技术顾问来指导村民自己动手建造适合本地条件的厕所。如果愿意，我可以以个人顾问的身份参与这个项目，联合国方面会提供技术资料、部分材料和一笔顾问费。
我看了老赵一眼。老赵端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面不改色地说：“他白天还得上我的班。”
“不影响。”索菲笑着说，“厕所的事情可以由村里的妇女委员会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陆先生只需要在技术上把关，比如选址、结构设计、防水处理这些核心环节。时间上可以灵活安排，周末或者下班以后。”
老赵又喝了口茶，没再说什么。他把决定权留给了我。
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给索菲发了一条短信：“我加入。”
不是因为那笔顾问费——虽然那笔钱对我来说确实不少，相当于我在项目上半年的工资。也不是因为联合国的名头——这个名头在我回国以后也许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帮助，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索菲的那句话——“它们不是从这片红土里长出来的。”
那个厕所是从红土里长出来的。它用的是废料堆里的旧木板、工地上的空心砖、河床里挖的黑粘土、村里男人焊的铁皮屋顶。它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不标准，不国际化。但它是这片土地上的人需要的，因为它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我签了一份简短的顾问协议，索菲给了我一沓技术资料和一个手持GPS。她说下周会有联合国的一个技术团队过来，跟我一起对周边的十个村庄进行一次快速评估，确定每个村子的具体需求和建造条件。评估报告出来后，项目正式启动，每个村子会组建一个由妇女为主的建造小组，由我来培训他们掌握厕所建造的核心技术。
听起来像一个正经的项目了。可我心里清楚，这件事能不能做成，靠的不是联合国的钱和技术，而是那些每天来厕所门口排队的女人们。她们的腰弯得下去，手伸得进泥里，汗淌得进土里。她们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主人。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玛莉亚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洗菜。她愣了一下，手里的菜掉进了水盆里，溅了一脸水。她顾不上擦，用沾着菜叶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眼睛瞪得大大的。
“真的？联合国要帮我们？”
“不是联合国帮你们，是你们帮自己。联合国出钱，你们出力。”
阿玛莉亚松开了我的胳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被水和洗洁精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手背上有一道前几天切菜时留下的刀疤。她翻来覆去地看着自己的手，像第一次发现它们不只是用来洗菜做饭带孩子的，还可以用来做更大的事情。
“陆工，”她抬起头，眼里的光芒让我想起法蒂玛在猴面包树下递给我那幅画时的样子，“我想当那个建造小组的组长。”
“你确定？”
“我确定。”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学会了砌砖，我学会了抹灰，我知道怎么拌砂浆，我知道那个厕所的每一个部分是怎么做出来的。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她说得对。没有人比她更合适。
从那天起，阿玛莉亚变了。她不再只是那个在厨房里埋头做饭的沉默姑娘，她开始跟来厕所的女人们宣讲卫生知识，教她们如何正确洗手、如何保持厕所清洁、如何把使用厕所的习惯教给家里的孩子。她在厕所门口挂了一个本子，让每个使用者签名，统计每天的使用人数和水电消耗。她还组织了一个五人“厕所管理委员会”，每天轮流值班，负责打扫卫生、补充洗手用水、检查设施有没有损坏。
那个用工地废料搭成的小房子，在她和那些女人的手里，一天天地变得不只是一个小房子了。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证明女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改变自己的活生生的例子。
穆罕默德村长有一次在村口遇到我，拉着我的手，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大段话。阿玛莉亚不在旁边，没人给我翻译，但我听懂了一个词——“学校”。
不是我们夜校的那个学校，是更早以前的、村子刚建立时候的学校。在老村长的记忆里，穆萨村曾经有过一个学校，泥巴墙，草屋顶，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后来老师走了，屋顶塌了，学校就没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可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猴面包树下的夜校，不就是这个村子的新学校吗？
没有泥巴墙，没有草屋顶，没有正经的老师。可每天晚上，几十个人坐在地上，用树枝在红土上写字，用从没学过的语言念出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字母和单词。当一个人拿起树枝在地上写出自己名字的时候，那个瞬间，红土地就是她的本子，猴面包树就是她的教室，天空就是她的屋顶。
这所学校，不需要墙。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生了根，长出了枝叶，开出了花。我开始重新审视夜校的意义。最初我只是想帮法蒂玛，想让她能写自己的名字、能看懂简单的告示、能算清楚买东西的账。可当二十多个人坐在树下等你的时候，你的目标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我想让更多的人学会读写。我想让更多的人能用葡萄牙语填写表格、看懂政府的政策文件、了解自己的权利。我想让更多的法蒂玛有机会走出这片红土地，去马普托，去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世界除了木薯和花生之外还有什么。
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二十多个人加在一起，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索菲派来的技术团队在周末到达了穆萨村。带队的是一个叫卡洛斯的莫桑比克本地工程师，三十出头，戴着一顶棒球帽，英语流利得像母语。他带来的三个人分别负责水文地质调查、社会影响评估和材料成本核算，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我带着卡洛斯团队参观了厕所和夜校。卡洛斯在厕所外面站了很久，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口看。
“这堵墙，用空心砖砌的？”他问我。
“对，砖是工地废料堆里的旧砖，有的缺了角，有的表面有裂纹，砌的时候把破损面朝里，外面用水泥砂浆找平。”
卡洛斯蹲下来看了看墙脚，用手指抠了抠砖缝里的砂浆。“配比是多少？”
“大概一比三，水泥一，砂子三。砂子是从红土里筛出来的粗砂，含泥量高，所以在砂浆里加了一点石灰改善和易性。石灰是从当地建材市场买的，不贵。”
卡洛斯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了十几张照片。他拍得很细，从不同角度拍了墙体、屋顶、洗手装置、门闩，连黑粘土防水层都掀开盖板拍了一段视频。
“陆先生，”他收起手机看着我，“我在莫桑比克做了八年的水卫项目，见过至少二十种不同的厕所设计方案。从造价几美金的简易旱厕到几千美金的冲水厕所，什么都有。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厕所。”
“哪里不一样？”我问他。
“这里的每一个构件，都是当地的、可得的、可替代的。木板坏了，村里有树，砍一棵来锯一锯就能用。黑粘土不够了，河床里到处是，自己去挖就行。水泥用完了，镇上就能买到，不需要从马普托运。这个厕所的所有材料，没有任何一样是村民自己搞不到的。”
卡洛斯看着我说，“这才是可持续的。不是因为我们来帮他们建了厕所，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学会了建厕所的办法，以后就算我们走了，他们也能自己建、自己修、自己管。”
卡洛斯的话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新的理解。我盖这个厕所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让阿玛莉亚能喝上一碗水。可当这个厕所被放在更大的视野里去看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的初衷。
它不仅仅是一个厕所。它是一个样本，一个证明——证明当地的、廉价的、人人都能参与的技术，可以解决一个长期被国际援助机构视为难题的问题。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高级，而在于它有多“低级”——低级到每个人都能学会，低级到不需要进口材料，低级到离开外国人也不会停摆。
一个可持续的东西，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
卡洛斯的团队在穆萨村待了三天。他们跟村里的女人开了两次座谈会，了解她们对厕所的需求和期望；跑了周边几个村子，勘察了地形和水源条件；跟我一起画了一份详细的厕所建造指南，配有图示和当地语言说明。
临走前卡洛斯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陆先生，你在穆萨村做的事情，比我们过去五年在办公室里写的那些报告加起来都有用。因为你是蹲在坑边上砌砖的那个人，而我们只是坐在椅子上开会的那个人。”
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我不同意。卡洛斯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没有联合国的资源和支持，我一个人的力量能覆盖的范围太有限了。但他说的那个区别确实存在——坐在椅子上开会的人和蹲在坑边砌砖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开会的人看到的是问题，砌砖的人看到的是解决方案。
两种视角缺一不可。
我在穆萨村的第五个月，发生了两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
第一件事是法蒂玛收到了马普托一所寄宿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教学质量在当地颇有名气，学费不菲。法蒂玛申请的助学金批下来了，覆盖了学费、住宿费和一部分生活费，但她还需要负担交通费、书本费和校服费，零零碎碎加在一起，对她家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穆罕默德村长来找我，站在板房门口，戴着他那顶白色的瓜皮帽，手杖戳在地上，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奇贡博，我的孙女要去马普托上学了。她是你教出来的。这个恩情，我们家记一辈子。”
我跟他解释，法蒂玛能考上不是我的功劳，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在猴面包树下教了她几个字母几个数字，真正一笔一划在那片红土上写烂了无数根树枝的人是她自己。可穆罕默德不听这些，他认定是我改变了法蒂玛的命运，认定中国人是他们家的恩人。
我没再争辩。有些恩情是争不掉的，你越说自己没做什么，人家越觉得你谦虚。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谓的推让上，不如想想怎么帮法蒂玛凑齐那笔费用。
我给索菲打了个电话。索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针对女童教育的专项助学金，法蒂玛的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她让我把法蒂玛的资料发给她，她来走流程。
三天后，索菲回了消息：助学金批了，不仅覆盖了法蒂玛的所有费用，还包括每个假期回家的路费。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法蒂玛的时候，她蹲在猴面包树下正在用树枝写字。听到翻译过来的消息，她手里的树枝掉在了地上，整个人僵在那里，像一尊泥塑。过了大概十几秒，她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她没有哭出声，但那种无声的、整个人都在颤抖的哭泣，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疼。
埃莉诺从村里跑过来，抱住女儿，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在场的女人们围了上去，有人跟着掉眼泪，有人拍着法蒂玛的后背说着安慰的话，有人抬头看着天空，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感谢什么。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一幕，鼻子酸得不行。
法蒂玛走的那天，全村的女性都来送她。她从村口那棵猴面包树下出发，背上背着一个旧书包，书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写满了字的练习本。她的母亲埃莉诺跟在她后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路上吃的木薯饼。穆罕默德村长拄着手杖站在最前面，老人今天换了一件干净的长袍，头上那顶白帽子也换了新的，花白的胡子修剪过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
法蒂玛走到我面前，从书包里掏出那个练习本，翻到最后一页，递给我。
上面用葡萄牙语写着一行字，旁边是歪歪扭扭的中文翻译，笔迹明显是法蒂玛自己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有些笔画甚至把纸戳穿了。
“先生，我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我要当老师。”
旁边那行中文字写得更大，笔画有些顺序不对，但每一个字都是可辨认的——我，要，回，来，当，老，师。
她把本子递给我的时候，手在抖，但眼睛没有红。她今天哭过了，可能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把眼泪流完了。站到我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是那个准备好在马普托闯出一片天的姑娘了。
我把本子合上，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加油”。
她听不懂“加油”的意思，但从我的语气和表情里，她应该明白那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告别。
她转身走了。沿着那条红土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四十公里外的马普托。她的背影在红土路的尽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被漫天的红土尘埃吞没了。
阿玛莉亚站在我旁边，一直看着那条路，直到尘埃落定、路上空无一人，她才开口说话。
“陆工，”她的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法蒂玛是穆萨村五十年来第一个去马普托上学的女孩。”
五十年来第一个。
我忽然想起那幅画——一个人站在红土地上，身后是一间小房子，头顶是一轮圆圆的月亮。前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白的、未被涂抹的纸。
法蒂玛走向那片空白了。不是因为那片空白很安全、很确定，而是因为她相信，空白是用来填满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法蒂玛离开后的第三天。
傍晚，我照例去猴面包树下上课。走到树下的时候，发现今天来的人格外多，比平时多了一倍不止。不光有女人，还有一些男人，甚至有几个老人，盘腿坐在最前面，膝盖上放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纸和笔。
我正纳闷，埃莉诺从人群里站了起来。她今天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也重新编过了，整个人看起来跟平时判若两人，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庄重。
她走到黑板前面，转过身，面朝人群。
然后她开口了。
阿玛莉亚在旁边给我翻译，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她说，从今天起，猴面包树下的夜校改名叫‘奇贡博学校’。奇贡博不是一个名字，是一种精神——用最不起眼的东西创造出最宝贵的东西的精神。她说，这个学校不是为了教大家认字写字才存在的。这个学校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可以变得什么都有。”
猴面包树下安静了几秒。
然后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从稀疏变得密集，从前方传到后方，从猴面包树的树冠下传到远处的红土路上。那些粗糙的、干裂的、沾满泥土的手拍在一起，发出干燥而有力的声响，在旷野上传得很远。
我站在黑板的旁边，看着面前这一张张被夕阳照得发亮的脸。她们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别人给的，是从自己心底里长出来的。
法蒂玛走的那天，我心里其实一直憋着一句话没说出来。那句话是：你要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远到这片红土再也拴不住你的脚。
可现在我站在这片猴面包树下，看着这些正在鼓掌的女人，我忽然觉得自己错了。
走出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走出去的那个人知道她为什么走出去，知道她的身后有一群人正在用最笨拙、最原始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推着她的背。
而那群推着她背的人，她们没有走出去。她们留下来，在这片红土地上，建一个以“Chigombo”命名的学校，当那些还没走出去的人的梯子。
法蒂玛走出去的那条路，就是她们用肩膀和脊背铺出来的。
那天晚上下课以后，我回到板房，在施工日志上写了一句话。不是关于工程进度的，是关于这片土地的。
“红土地上有一种东西，比混凝土更坚固。不是人的力气，是人的念想。”
写完以后我把本子合上，关了灯。板房外面是非洲浩瀚的星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横贯天际，无数星星密得像撒了一把碎钻石。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就安静了。整个穆萨村沉在夜色里，像一只蜷缩着睡去的巨兽，呼吸均匀而深沉。
我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上工。
后天索菲要来，带来联合国第一批厕所建造的材料。
下周卡洛斯要来，培训第一批村子里的妇女建造小组。
下个月第一批由村民自己动手建造的厕所将在周边三个村庄同时开工。
法蒂玛在马普托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语言，但她会没事的。她是从这片红土地上长出来的姑娘，根扎得够深，风吹不倒。
阿玛莉亚会成为穆萨村妇女建造小组的组长，带领村里的女人建更多的厕所。她不光会洗菜做饭了，她还会砌砖、抹灰、算材料、管账目。她的手里不只有菜刀和抹布，还有瓦刀和卷尺。
埃莉诺会继续在猴面包树下教书，把法蒂玛留下的那本练习本当教材。她教的不光是字母和数字，还有那种“我也可以做到”的信念。
老赵说过段时间项目上要增加人手，国内会再来几个同事。到时候板房可能不够住，要在营地旁边再搭几间新的。
老刘说他老婆下个月要从河南来看他，给他带了二十斤胡辣汤料和两瓶茅台。他说到时候请我喝两杯。
日子在往前走。红土还是那片红土，猴面包树还是那棵猴面包树。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像黑粘土防水层一样，悄悄地、稳稳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
我翻了个身，把毯子拉到下巴。马普托的旱季夜里会凉，板房的薄铁皮挡不住多少寒意，但今天我心里暖暖的。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一件很小但很对的事情。
这个念头比任何荣誉都让我觉得踏实。
第五章
时间在穆萨村过得既快又慢。慢的是工地上那些重复的、枯燥的日子——绑钢筋、支模板、浇筑混凝土，日复一日，像一条不知疲倦的传送带，把每一天都磨成了前一天的样子。快的是那些在猴面包树下度过的傍晚，那些在厕所门口排队时的闲聊，那些阿玛莉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讲给我听的故事，一个接一个，还没听完，日历已经翻过去了好几页。
法蒂玛离开后的第二个星期，村里收到了她从马普托寄来的第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贴着一张莫桑比克的邮票，图案是一种我到现在也叫不出名字的彩色小鸟。信是写给埃莉诺的，但埃莉诺拿到信以后没有自己拆，而是拿着信走到猴面包树下，在所有人面前拆开了。
她不会读。不是完全不会，是信里的有些词她认不全。法蒂玛离开之前，她的读写水平也就是能看懂简单的告示、能写自己的名字的程度，一封完整的信对她来说还是有些吃力。
她把信递给我，眼睛里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既希望我能帮她念出来，又觉得让别人看自己女儿写来的信是一件有些不好意思的事情。
我接过信纸，扫了一眼。法蒂玛的葡萄牙语写得工工整整的，字母之间的距离均匀，像印刷出来的一样。信不长，大意是：她已经到学校了，宿舍住四个人，室友都很好；学校的饭比家里的好吃，每天都有米饭和豆子，有时候还有鸡肉；功课有点难，尤其是数学，但她会努力跟上；她很想念穆萨村，想念猴面包树下的课，想念阿玛莉亚做的木薯饼，也想念“奇贡博先生”。
“奇贡博先生”就是我。
我把信念给埃莉诺听，阿玛莉亚在一旁用当地话逐句翻译给那些听不懂葡萄牙语的人。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猴面包树下安静了几秒，然后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她真的做到了”。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人心里某个被锁了很久的房间。
埃莉诺把信纸叠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裙子的口袋里，用手按了按口袋外面，确认信不会掉出来。她没有哭，但我看到她站起来的时候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
那天晚上的课，所有人都学得格外认真。不是因为课程变简单了，而是因为法蒂玛的信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人都想看到的那个可能——走出去，不是梦。
法蒂玛的第二封信是第三周寄来的。这次她随信寄了一张照片，是在学校门口拍的，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头发扎成了马尾，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塑料凉鞋。她对着镜头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笑得比在村里的时候自信了很多。
照片在村里传了一圈，最后传到了我的手里。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奇贡博先生，我会一直往前走。请你也不要停下来。”
我把这张照片收进了施工日志的封皮里，跟法蒂玛之前画的那幅画放在一起。那幅画上的人站在红土地上，身后是一间小房子，头顶是一轮圆圆的月亮，前方是一片空白的、未被涂抹的纸。现在那个空白开始被涂抹了，法蒂玛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一笔一划地填满那张纸。
厕所项目的推广工作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但也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索菲从联合国争取到了一笔专项经费，不多，但够买十个小厕所的材料了。每个厕所的预算折合人民币大概八百块钱，包括水泥、砖、铁皮、木板、门闩和必要的工具。八百块钱在国内连一个像样的户外厕所都建不起来，但在这里，这笔钱意味着一个村子里的女人可以告别灌木丛了。
第一批参与项目的是周边的四个村子，加上穆萨村一共五个。我每个周末骑着从老赵那里借来的摩托车，载着卡洛斯或者阿玛莉亚，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跑。选址、挖坑、砌砖、防水、屋顶、门、洗手装置，每一个环节都要手把手地教。不会讲当地话就靠阿玛莉亚翻译，翻译不通就靠手势，手势不行就直接上手示范。
事实证明，教别人比自己做难得多。
我做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把它做好”。教别人做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让她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别，比红土和黑粘土的差别还要大。
比如黑粘土防水层，我自己做的时候凭的是手感——粘土和水的比例对不对，一揉就知道；夯实的力度够不够，用瓦刀一敲听声音就明白了。可这些东西没办法用语言传达。我告诉她们“水不能多也不能少”，她们看着我手里的泥团，一脸茫然。什么是多，什么是少？没有秤，没有量杯，没有测量标准，我让她们自己去试、去感受、去犯错。
一个叫阿尔贝塔的姑娘试了七次才揉出一团合格的粘土。前两次水太多，泥浆稀得像粥，从指缝里漏下去；中间三次水太少，干土根本揉不成团，一捏就散了；第六次水差不多了，但她揉的时间不够，粘土里还有干芯，拍出来的试块一掰就断；第七次她蹲在地上揉了快二十分钟，汗珠子滴在泥团里，和着红土和粘土，揉出了一块表面光滑、韧性十足的黑泥。她把泥团举到我面前，眼睛里带着一种“我赢了”的光芒。
我朝她竖了个大拇指。她笑了，笑得比非洲的阳光还灿烂。
那个大拇指比任何教科书都管用。从我竖起拇指的那一刻起，阿尔贝塔成了四个村子里的黑粘土专家。别的村子有人不会和泥了，跑来问她；她的泥团裂了缝了，她自己就能找原因补上。她不需要知道黑粘土的矿物成分，不需要知道含水率百分之多少是标准值，她只需要知道那块泥在她手心里的感觉——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她自己的手就是最好的检测仪器。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转移。不是把知识从一个人的脑子里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脑子里，而是让技术在另一个人的手里重新生长出来。长出来的方式可能跟原来不一样，形状可能不同，但只要它能用、耐用、好用，那就够了。
厕所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男人的态度。
穆罕默德村长的那条禁令虽然有效，但它管的是行为，管不了人心。有些男人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是不痛快的。我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说中国人偏心，只管女人不管男人；说厕所占的是村里的地，凭什么只给女人用；说女人有了厕所就不需要男人了，以后更不听话了。
这些话不是我亲耳听到的，是阿玛莉亚从村里收集来的“情报”。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不像是在传闲话，更像是在做敌情分析。
“陆工，这不只是厕所的问题。”阿玛莉亚说，她的英语现在已经能比较流畅地表达复杂的意思了，“在村子里面，男人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是他们先有、先用。你给女人先建了厕所，男人的面子挂不住。”
她说得对。这不只是厕所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力和资源分配的问题。在一个传统父权社会里，任何“优先给女人”的干预都会触动原有的权力结构，引起反弹。这不是穆萨村的特色，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
我跟老赵说了这事。老赵听完，点了一根烟，吸了几口，说了一句让我豁然开朗的话：“你别光管女人的事，男人的事你也管管。你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觉得这事儿跟他们也有关系，他们就支持了。人都是这样，你让他觉得自己被落下，他就跟你作对。你让他觉得自己也在队伍里，他就跟你一起走。”
老赵这个道理说得太对了。我光想着怎么帮女人了，忘了问一句——男人们需要什么？
第二天我找了几个村里的男人聊天。来的不全是友好的面孔，有两个是明显带着情绪来的，坐在那里抱着胳膊，表情像是在说“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我用阿玛莉亚翻译，跟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最后我才明白，男人们最大的不满不是厕所本身，而是他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整个事情之外了。厕所是建在村里的地皮上，用的是从村里招的工人的时间——虽然是我下班以后干的，但那些帮忙的女人是村里的，她们帮了忙，得到了认可和尊重。男人们呢？他们什么都没得到，连开会都不叫他们。
这是我的失误。我以为厕所是女人的事情，跟男人无关。可我忘了，在任何一个社区里，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是“只跟一部分人有关”的。你忽略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会成为你的阻力。不是因为他们坏，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被需要。
所以我在周末又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这次穆罕默德村长特意强调“男女都要来”，猴面包树下坐满了人，男人坐一边，女人坐一边，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线。
我站在黑板前面，让阿玛莉亚帮我翻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错了。”
猴面包树下安静了。
“我建厕所的时候，只想到了女人。我忘了，一个村子不能只有女人的厕所，没有男人的厕所。我忘了，厕所建在你们村的地上，用的是你们村的人力和材料，是你们村的每一个人在支持我，我才能把这个厕所建起来。”
我说话的时候看着男人那边，看到有几个人的表情从戒备变成了认真。
“所以我跟村长商量过了，下一步，我们要给村里建一个男人的厕所，就在现在这个厕所的旁边，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材料。男人的厕所不用洗手装置，结构更简单，可以建得更快。村里的男人也要参与建造——不是帮我，是帮你们自己。”
男人那边交头接耳了一阵。有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了一句什么，阿玛莉亚翻译过来，大意是“我们也要学砌砖，不能光让女人会”。
我点了点头。这正是我想要的——不是施舍给他们一个厕所，而是让他们参与到建造中来，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在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当一个人亲手砌了一堵墙、抹了一层灰、装了一扇门，他对这个东西的感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不是“别人给我建的厕所”，那是“我自己建的厕所”。两字之差，天壤之别。
男人厕所的建造比女人厕所快得多。没有洗手装置，不需要黑粘土防水层——男人对防水的要求没那么高，坑挖深一点就行了。砌墙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因为已经有了经验，有了一批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人。阿玛莉亚和她的妇女建造小组甚至主动提出要教男人们砌砖，男人们嘴上说着“不用教”，但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忍不住上手了。
不到十天，男人厕所就完工了。两间厕所并排立在营地东侧，样式差不多，大小也相近，只是男人厕所的屋顶用的是清一色的铁皮，不像女人厕所那样打满了“补丁”。两扇门上都挂了门闩，都可以从里面锁上。
男人厕所投入使用的那天，穆罕默德村长亲自来“剪彩”。他用一把大砍刀砍断了一根拴在两扇门中间的草绳，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感谢祖先保佑，感谢中国人帮忙，希望男女从此和睦相处之类的。我听得不全，但从周围人的表情来看，这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活动”。
两个厕所并排站在那里，像一对孪生的兄弟，也像一男一女两个并肩站立的人。它们不完美，不漂亮，不国际化，但它们是这片红土地上的人自己建起来的。每一块砖、每一铲灰、每一个螺丝，都沾着他们的汗水和手印。这是他们的厕所，不是我的，不是联合国的，不是任何外来者的。
从那天起，村里关于厕所的风言风语彻底消失了。不是因为男人的需求被满足了——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男人和女人通过一起盖厕所这件事，找到了一个新的相处方式。不是对立的，不是谁优先谁落后的，而是合作的、一起干的。女人帮男人拌砂浆，男人帮女人抬铁皮，大家互相帮忙，干活的时候说说笑笑，比以前那种“各管各的、谁也不理谁”的气氛好了不少。
我跟老赵聊起这个变化的时候，老赵说了一句很糙但很有道理的话：“厕所通了，人心也通了。”
我想了想，确实是这个理。
旱季快要结束了。
马普托的旱季从五月持续到十月，整整六个月不下雨。红土地干裂成一块一块的龟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像踩在碎陶瓷上。灌木丛的叶子卷成细筒状，减少水分蒸发，整片旷野呈现出一种灰扑扑的、疲惫的、等待着的颜色。
当地人说雨季大概在十一月中旬到来。雨季一来，天就像被捅了一个窟窿，雨水倾盆而下，能连着下好几天不停。红土路会变成泥浆河，皮卡车的轮子陷进去就出不来。通往穆萨村的唯一那条土路到时候还能不能走，谁也说不准。
所以我们要赶在雨季之前，把第二批厕所的建造完成。
第二批涉及六个村子，比第一批多了两个，分布在不同的方向，最远的一个村子从穆萨村骑摩托车要两个多小时。卡洛斯负责北边三个村，我负责南边三个村，阿玛莉亚带着她的妇女建造小组当技术骨干，每个村子派一个人跟着学。我们的目标是：雨季之前，让这六个村子的女人都用上有门的厕所。
这意味着我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在工地上盯施工进度，傍晚回营地吃口饭，然后骑上摩托车出发，去其中一个村子指导厕所建造。有时候回来已经快半夜了，板房里的人都睡了，我摸黑洗漱，倒在床上就睡，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再爬起来。
辛苦吗？辛苦。
值得吗？每一次看到那些女人用上了新厕所、在门口排队时的笑脸，我就觉得腿上又有了力气。
有一个晚上我印象很深。那天我去的是南边最远的那个村子，叫恩科科村，比穆萨村还小，只有不到五十户人家。我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但村子里的人一个都没走，全聚在村口等我。男人们举着煤油灯，女人们抱着孩子，孩子们光着脚在红土地上跑来跑去，看到我的摩托车灯就欢呼起来。
从穆萨村出发已经骑了一个多小时，屁股颠得生疼，腰都快断了。我从摩托车上下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差点没站稳。一个老大爷赶紧过来扶住我，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但眼睛里的光是亮的。
他们的厕所已经挖好了坑，砌了一半的墙。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砌，而是他们想等我来了再继续，怕砌错了拆了重来浪费材料。我看了看已经砌好的那半截墙，发现他们砌得还不错，砖缝基本平直，砂浆饱满度也够，虽然有些小毛病，但对于从来没砌过墙的人来说，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
帮他们砌完剩下的半截墙，又在防水层上费了不少工夫——这个村子的地下水位比穆萨村高得多，坑挖到一米二就出水了，传统的黑粘土防水层效果不好。我让他们把坑加深到两米，在坑底铺了一层碎石和粗砂做导流层，又在上面浇了一层混凝土做垫层，最后用黑粘土夯实。三道防线，应该能撑住。
干完这些已经快十一点了。一个妇女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种我没见过的食物，像是木薯粉做的面团，泡在一种微辣的汤汁里，上面撒了几粒花生碎。味道很奇怪，但那种奇怪不是难吃，是不习惯。我吃到第三口的时候开始觉得好吃了，一口气把一碗全喝了。
临走的时候，那个村子的村长拉着我的手不放，用当地话说了很长一串。旁边有人帮我翻译成蹩脚的英语，我连蒙带猜地理解了个大概——他说恩科科村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我是第一个。他说他们村子太偏了，政府不管，慈善组织不来，连卖杂货的小贩都嫌路不好走不愿意来。他说他没想到会有一个中国人骑着摩托车，在晚上跑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来帮他们盖一个厕所。
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有些哽。我听出来了。
我握着那个老人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那不是实话。我做了这些事，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这些事让我的心里踏实。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做的事情能让别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好那么一点点，他就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这是人性里最基本的东西，跟国籍、种族、文化都没关系。
第二批厕所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全部完工了。
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旱季的最后一天。我骑着摩托车把六个村子的厕所全部检查了一遍，确认每一个都能正常使用，没有发现大的质量问题。返程的路上，天边开始堆起了乌云，厚厚的一层，灰白色中透出暗沉沉的蓝，像一块巨大的脏抹布从地平线上升起来。风变了方向，不再是从东边旷野上吹来的干热风，而是从北边裹着水汽的、凉丝丝的风。空气里的湿度明显升高了，连呼吸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原本干裂的嘴唇似乎也没那么难受了。
雨季，要来了。
那天傍晚，猴面包树下举行了夜校开班以来的第一次“结业仪式”。不是什么正式的结业，是埃莉诺自己张罗的。她说第一批从零基础学会读写的学生已经满三个月了，该有一个仪式来庆祝一下。
十二个女人，坐在猴面包树下最前排的位置上，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块平整的木板当桌子，木板上摊着她们的作业本。作业本是用白纸订起来的，纸是从工地上拿来的废打印纸，另一面还印着混凝土配合比的计算表格。但那些阿拉伯数字和葡萄牙语字母就写在那些配合比表格的空白处，像是工科书里夹进了几页诗集，突兀又和谐。
埃莉诺让她们每个人上台写一个字——任何一个字都行，只要是她们学会的。
第一个上台的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她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在黑板的正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A”。她的手腕有些抖，字母的上半圆画得有点扁，但整体形状是对的。她写完以后退后一步看了两秒，又上前加了一笔，把那个不那么圆的半圆补得更圆了一些。
猴面包树下响起掌声。姑娘红着脸跑回座位上，把脸埋在作业本里，耳朵都红了。
第二个上台的是阿尔贝塔——就是那个试了七次才和好黑粘土的姑娘。她走到黑板前面，没有写字母，而是写了一个完整的词：“奇贡博”。
她写完以后转过身，看了我一眼，然后用当地话说了一句什么。阿玛莉亚在旁边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像是在憋着什么情绪。
“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写字。现在她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写‘奇贡博’——这个词在她心里，比任何词都重要。”
我站在黑板旁边，被那十二双眼睛看着，忽然不知道手应该往哪里放了。
十二个女人。三个月前，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写自己的名字。她们用树叶当厕纸，用木棍当笔，用红土地当本子，在猴面包树下一点一点地学会了那些她们从小就知道发音但从未见过形状的字母和符号。她们坐在干硬的泥地上，盘着腿，把本子搁在膝盖上，一笔一划地写，写得歪歪扭扭，擦了写，写了擦，有的人把纸擦破了，就在破洞旁边重新写。
没有人放弃。
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毅力。我只知道，如果是我坐在那片干硬的泥地上，面对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书写系统，用着一根削尖的木棍和一张回收来的废纸，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三个月。也许能，也许不能。但她们能。
不是因为她们比我强，而是因为她们没有退路。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游客，她们是这里的居民。对我来说，写不写字无所谓，不影响我回国以后的生活。对她们来说，写字是她们能够走出去的唯一希望。没有这根木棍和这张纸，她们一辈子都只能被拴在这片红土地上。
我拿起粉笔，走到黑板前面，在阿尔贝塔写的“奇贡博”下面，用中文写了两个大字。
“坚持”。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懂这两个字。但我知道，从那天晚上起，猴面包树下的黑板左上角就永远留着这两个字了。粉笔字会被风吹掉，会被雨水冲走，会被下一次板擦抹去，但我每次都会重新写上。因为这两个字不只写给她们看，也写给我自己看。在这片红土地上，在这漫长的旱季和猛烈的雨季里，这两个字比什么都有用。
那天夜里，第一场雨落下来了。
我躺在板房里，听着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那声音很大，不像雨，更像有人站在屋顶上往下倒豆子，哗啦啦的，密得没有缝隙。风夹着雨从板房的缝隙里灌进来，打湿了靠窗的床尾，我把毯子卷了卷挪到床的另一头，继续躺着听雨。
这雨声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的夏天，暴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是在屋顶上放鞭炮。那时候我总是缩在被窝里，听着雨声觉得特别安全——外面风雨再大，屋里是暖的，被窝是干的，妈妈在旁边打呼噜。那种安全感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但这个雨夜，在这间薄铁皮搭成的板房里，我竟然找回了那种感觉。
不是因为板房多结实，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女人，她们不再需要在暴雨天摸黑跑到灌木丛里去了。她们可以在自己的村子里，走进一扇可以从里面闩上的门，在干燥的、安全的、属于她们自己的小房子里，解决那个最基本、最原始、最不能被剥夺的需求。
她们安全了，所以我安心了。
就这么简单。
雨季持续了整整四个月。
十二月中旬开始下雨，到次年三月才渐渐停歇。这四个月里，施工进度受到了很大影响，室外作业基本停了，我们转入了室内装修和设备的安装调试。老赵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天天看天气预报，盼着哪天出太阳。但老天爷不管你的工期，该下雨的时候绝不含糊。
厕所项目的维护工作也在雨季遭遇了严峻的考验。
那个用黑粘土做的防水层，在持续一个月的强降雨之后，终于撑不住了。穆萨村的厕所坑底开始渗水，虽然渗得不快，但能明显地感觉到坑里的液面在上升。阿玛莉亚第一时间发现了问题，跑来找我，我们打着伞蹲在厕所后面，掀开清掏口的盖板，雨水哗哗地往里灌，坑里的液面离地面不到二十厘米了。
“陆工，怎么办？”阿玛莉亚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
我跟她说，不要急，这是黑粘土防水层的极限到了，不是我们没做好，是材料的性能天花板就在那里。黑粘土再好，它也是土，不是混凝土，长期浸泡在水里肯定会软化、渗漏。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阿尔贝塔的错，是这种材料的固有缺陷。
我们临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在厕所旁边挖了一个渗水坑，用塑料管把坑底的渗水导流到渗水坑里，降低坑内的水位。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办法。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混凝土做硬化防水层。但混凝土的成本高，不是每个村子都负担得起。
我把这个问题写进了给索菲的报告里，标题是《关于雨季期间黑粘土防水层性能衰减的观察与建议》。我用我那不太专业的英语写了整整四页，分析了现象、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案，还画了几张示意图。索菲收到邮件以后很快回复了，说她在北边的项目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正在跟卡洛斯讨论改进方案。她说她会把我们的经验写进项目的技术指南里，以后推广到更多的村庄去。
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被完美解决，但每一个被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改进的起点。
雨季结束的时候，法蒂玛从马普托回来了。学校放假，她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镇上，又从镇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路回到穆萨村。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在猴面包树下给学生们上课，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影从红土路上走过来，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蓝色的裙子，头发扎成马尾，脚上是那双黑色的塑料凉鞋。
走到近处我才看清，她比走的时候高了一点，脸上多了一点肉，肤色比在村里的时候白了一些，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她走到猴面包树下面，没有急着跟她母亲埃莉诺说话，而是先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
“我回来了，奇贡博.”
猴面包树下的学生们安静了片刻，然后掌声和欢呼声响了起来。女人们从地上站起来，围上去抱她、摸她的头发、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她被围在中间，笑着，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她母亲埃莉诺站在人群外面，两手交握在身前，嘴唇哆嗦着，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那天晚上的课没有上。大家围坐在猴面包树下，听法蒂玛讲她在马普托的生活。她说学校每天有热水的，不用烧；她说她们宿舍有一个女孩是从赞比西亚省来的，唱歌特别好听；她说图书馆里有好多好多书，有小说、有历史、有地理，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翻了几页，看到一个叫“长城”的东西，书上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墙，从太空中都能看到。
“奇贡博先生，你去过长城吗？”她突然转向我，用英语问我。
“去过。”我说，“很小的时候去的，只记得人很多，爬得很累，城墙的砖缝里长着草。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古人要花几百年修一堵墙，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法蒂玛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每一堵墙都有两种作用——挡住外面的人，或者保护里面的人。长城是用来挡住外面的人的，但奇贡博的墙是用来保护里面的人的。”
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在马普托读了不到一年书，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她没有走出去，如果她没有被那封信、那张纸、那根木棍、那所教会学校带出这片红土地，她会不会也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没有“如果”，因为她走出去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法蒂玛在村里待了五天。
这五天里，她一天都没闲着。白天帮埃莉诺收拾屋子、挑水、煮饭，傍晚准时出现在猴面包树下，帮我给学生们上课。她比埃莉诺教得好，因为她刚从那些学生现在所处的位置走过去，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障碍在哪里、那些坑在哪里、那些让人想放弃的时刻在哪里。她知道在黑板上写一个字很简单，但让一个从没握过笔的人在纸上写出同样的字有多难。
有一次课间，我看到她蹲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身边，手把手地教她写自己的名字。那个女人的手比她的大了一倍，指节粗壮，掌心的茧厚得像一层铠甲。法蒂玛握着那只大手的几根手指，一点一点地在纸上移动，嘴里念着每一个笔画的顺序。那个女人跟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拼在一起，确实是她的名字。
那个女人看着纸上自己写下的名字，张大嘴巴，像是不敢相信那是自己写出来的。
法蒂玛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笑着看她。那笑容里没有一丝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有一种纯粹的、不含任何杂质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你看我多厉害”，而是“你看你也可以”。
第五天傍晚，法蒂玛又要走了。她这次来是请假的，学校只批了五天，明天之前必须返校。
她走之前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很新，跟我之前看到她寄回来的那些信的信封不一样，这个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写地址，只是在正中间用铅笔写了两个中文——“法蒂玛”。
那是她第一次用中文写自己的名字。笔画顺序不完全对，“蒂”字的草字头写得太大，底下的“巾”缩在了角落里，像一个人举着一把过大的伞。但每一个笔画都在，每一个笔画都是她认真写出来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照片。就是之前她寄回来的那张，在学校门口拍的，穿着白衬衫和深蓝色裙子，对着镜头笑。照片背面用葡萄牙语写着一行字，旁边依然是歪歪扭扭的中文翻译。
“奇贡博先生，你是我的第一堵墙。不是挡住我的那一堵，是保护我的那一堵。”
我把照片放进施工日志的封皮里，跟之前那幅画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三样东西，越来越厚了，把施工日志的封皮撑得鼓了起来。那是我的全部家当，比任何纪念品都珍贵。
法蒂玛走了。沿着那条红土路，跟上次一样的姿势，背上的书包换了一个新的，但步伐比上次稳了很多。她不再是一棵被风吹着走的草，她是一棵已经开始自己扎根的树。
我在马普托的项目在雨季结束后的第三个月进入了收尾阶段。
办公楼和仓库的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内外装修也基本结束，剩下的主要是设备调试和竣工验收。老赵说按照现在的进度，我们大概能比合同工期提前半个月交工。这在海外项目中是不多见的，甲方很高兴，说要请我们全队吃一顿当地最贵的海鲜大餐。
我没有太在意工期的事，倒是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一个问题：项目结束以后，我走了，厕所怎么办？夜校怎么办？那些刚学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怎么办？法蒂玛下一次放假回来，还能不能在猴面包树下看到她的学弟学妹？
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是答案让我不太舒服——我不在了，它们也会在。因为从一开始，这些东西就不是靠我在运转的。厕所是阿玛莉亚和村里的女人在管，夜校是埃莉诺在教，新厕所的推广是卡洛斯在统筹，联合国的项目有索菲在盯。我在这里面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一个本来就在发生的反应，而不是反应本身。
催化剂的好处是，它不需要一直留在反应体系里。它来过，加速了，然后走了，反应还会继续。
这是我在穆萨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做一件事情的最高境界，不是把自己变成这件事不可或缺的核心，而是让自己变得可有可无。当你走了以后事情还能继续运转，说明这件事真正地落地了，真正地在别处生了根。如果你走了事情就停了，那你给这个地方留下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根拐杖。拐杖再漂亮，拄拐杖的人也希望有一天能扔掉它自己走路。
所以当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没有去做那些“告别”的事情。没有专门去跟谁道别，没有煽情地回顾过去，没有拍着胸脯说“我以后还会回来看你们”。不是不想，是我觉得那样做反而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我就是一个在这里短暂停留的过客，做了几件还算有意义的小事，然后继续赶路。仅此而已。
但我确实做了一件准备工作。我把这十个月来积累的所有技术资料整理了一遍，画了详细的厕所建造图纸，标注了每一个关键工序的技术要点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图纸是用铅笔画的，不够精美，但足够清楚。我把这些资料复印了五份，一份给阿玛莉亚，一份给埃莉诺，一份给穆罕默德村长，一份给卡洛斯，一份留给我自己。
阿玛莉亚接过那沓图纸的时候，翻了几页，忽然合上了。
“陆工，你要走了？”她问我。
“项目快结束了，我大概下个月回中国。”
阿玛莉亚低下头，把那沓图纸抱在怀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用那种我越来越熟悉的、带着光的眼神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那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要送你。”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别的。
老赵在项目结束前两周接到了公司的通知，说回国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所有中方人员分批撤离。我和老刘他们分在第二批，比老赵晚一周走。
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厕所门口，站了很久。
两个厕所并排立在那里，在月光下像两座小小的碉堡。女厕所门口那面红布旗子还在，旗杆被风吹歪了一点，阿玛莉亚每天都会把它扶正。洗手装置的那个塑料桶表面被晒出了裂纹，我用胶带缠了几圈，还能用。门板上新增了几个用炭笔画的图案——一朵花，一只鸟，一个人形。不知道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但画得很好看。
这是我用废料堆里的旧东西搭起来的一个小房子。可现在它不再是一个小房子了。它是穆萨村的一部分，是这些女人生活的一部分，是这片红土地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我离开以后就会消失的东西了。
这就够了。
回国的前一天，阿玛莉亚来找我，说晚上在猴面包树下有一个“活动”，让我一定去。
傍晚六点，我走到猴面包树下的时候，看到的场景让我愣住了。
树下坐满了人。不是女人，是全村的人——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来了。猴面包树的枝干上挂满了煤油灯，几十盏灯从低垂的树枝上垂下来，像一串串发光的果子，把整棵树照得通明。树下铺了一层干净的草席，草席上摆着一个个用香蕉叶包着的食物。有人在烤鱼，有人在煮木薯，有人在用一个大的铁皮桶煮一种我从来没喝过的饮料，闻起来像是加了姜和蜂蜜的热水，甜中带辣，热气腾腾。
阿玛莉亚穿着一件崭新的花裙子，头发上别了一朵红色的花，站在猴面包树下最中间的位置。她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坐。我走过去，被安排在草席最前面的位置，旁边坐着穆罕默德村长和埃莉诺。
阿玛莉亚开口了。她用当地话说了很长一段话，声音比平时大，带着一种庄重的、仪式感的语调。她说的是马库阿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从她的语速、停顿、抑扬顿挫中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段随意说的话，而是一段精心准备的、有着特定结构和节奏的演讲。
她说完以后转向我，用英语把刚才说的内容翻译了一遍。她的英语已经流利到可以即兴翻译这种长篇演讲的程度了，发音标准了很多，语法的错误也少了很多。
“陆工，我们穆萨村的所有人，今天聚在这里，是为了跟你说一声谢谢。你来到我们的村子，在我们的土地上干活，你是来盖工厂的。但你走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工厂，是一个厕所，一所学校，和五十个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
“我们村子很穷，没有钱给你。我们给你做了饭，烤了鱼，煮了木薯，这些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奇贡博，你不是我们村的人，但从今天起，你永远是穆萨村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寸红土，都欢迎你随时回来。”
她的声音在最后一句的时候有些发抖，但还是稳稳地把话说完了。
猴面包树下安静了片刻，然后掌声响了起来。这次不是十几个人鼓掌，是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鼓掌。那掌声粗粝而有力，像红土地上的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密集、真诚、没有任何虚饰。几十只手拍在一起的声音，在非洲旷野的夜空中回荡着，传得很远。
我坐在草席上，膝盖上放着一块不知谁塞过来的烤木薯，热乎乎的。我的眼眶热了，但我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掉眼泪。我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字。
“回家”。
我转过身，对着所有人说：“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回到家的地方’。非洲不是我的家，中国才是。但穆萨村是你们的家，也是我的第二个家。不管我走多远，我都会记得这片红土地，记得猴面包树下的煤油灯，记得那些在厕所门口排队的姑娘她们。”
我顿了顿，把涌到嗓子眼的那股热气压下去，继续说：“你们不用谢我。你们教会我的东西，比我教会你们的更多。你们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只要有那股劲，他什么都能做成。”
阿玛莉亚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人群中有女人开始抹眼泪。穆罕默德村长拄着手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他头上那顶白色的瓜皮帽摘下来，戴到了我的头上。
帽子带着老人的体温，暖烘烘的，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岁月的痕迹。
“奇贡博，”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当地话，阿玛莉亚翻译过来只有四个字——“你是儿子。”
你是儿子。你是这片土地的儿子。不是血缘上的，是精神上的。老人用他最高级别的礼遇，把我这个外来者接纳进了他的族谱。在穆萨村的文化里，被村长戴上一顶帽子的人，就是被这个村子永远记住的人。
猴面包树下的人们开始唱歌。没有伴奏，没有音响，就是最原始的人声合唱。她们的嗓音粗糙、沙哑、不专业，但那歌声里有一种东西，比任何专业歌手的演唱都更有力量。那是从这片红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是经过了旱季的干渴和雨季的浸泡之后才能唱出来的声音。那声音里有风沙、有雨水、有汗水、有泪水，有无数个在灌木丛里摸黑度过的夜晚，也有无数个在猴面包树下举着煤油灯读书的傍晚。
我坐在那里，听着那首歌，把烤木薯一点一点地掰开，塞进嘴里。木薯的口感很粗糙，嚼起来沙沙的，像在嚼碎了的红土，但越嚼越甜，越嚼越有味道。
那不是木薯的甜，是这片土地的甜。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来的时候就在背的登山包，站在营地门口等车送我们去机场。
阿玛莉亚来了。埃莉诺来了。阿尔贝塔来了。穆罕默德村长拄着手杖来了。那些在猴面包树下学会写字的女人，大多数都来了。她们站在营地门口的铁丝网外面，排成不整齐的几排，像当初在厕所门口排队时一样。有人手里拿着东西——一块烤木薯、一瓶自制的姜茶、一朵从路边摘的野花。有人什么都没拿，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车来了。我把登山包放进后备箱，转身面对她们。
我想说点什么。想说法蒂玛会回来当老师的，想说你已经是村子的骄傲了，想说等你当上老师的那一天，我会从中国给你寄一张贺卡。想说阿玛莉亚你要继续当建造小组的组长，你会是这一带最好的砌砖师傅。想说埃莉诺你要把夜校办下去，不管有没有我，夜校都不能停。想说阿尔贝塔你的黑粘土防水层虽然被雨季泡坏了，但那是材料的极限不是你的错，你比任何一个工程师都了解那种土的手感。
想说谢谢。谢谢你们让一个来自中国的施工员，在你们的土地上找到了比盖房子更大的意义。
想说很多话，但都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阿玛莉亚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我握住了。她的手不再是从前那双只在厨房里忙碌的手，她的手心有了砌砖磨出的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虎口处有一道被铁丝划出的浅疤。这是一双做工的手，一双建造的手，一双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手。
“陆工，”她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你教的那些东西，我们不会忘。你建的那个厕所，我们会一直用。你留在黑板上的那两个字，我们会一直留着。”
我点了点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奇贡博，”阿玛莉亚松开我的手，退后一步，双手合十，朝我微微鞠了一躬，像法蒂玛当初对我做的那样，“走吧。走出去，走得更远。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上车了。
车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里往外看，看到那些女人站在铁丝网外面，朝我挥手。阿玛莉亚的蓝色头巾在晨风中飘动，埃莉诺把法蒂玛的照片举在胸前，阿尔贝塔把那面红布旗子举过头顶，旗子上画的厕所简笔画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穆罕默德村长把挂在脖子上的哨子含进嘴里，吹了一声长长的哨音。那哨音在清晨的旷野上传得很远，惊起了灌木丛里的鸟群，它们扑棱着翅膀飞起来，在蓝天中画出一道道弧线。
我坐在车里，车窗外的红土地飞速后退。猴面包树巨大的树冠从地平线上缓慢地移过去，像一艘缓缓驶过的巨轮。那两个并排的厕所变成了两个小点，然后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以下。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耳边还响着昨晚的歌声。那首歌的旋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那种感觉还在——一群人坐在一起，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交换，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为了庆祝一件事，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一声谢谢，只是为了证明——在这片被很多人遗忘的红土地上，仍然有人在认真地、用力地活着。
那首歌还在唱。在那些女人的心里，在猴面包树的枝叶间，在那间用废料搭成的厕所的木板墙里，在那块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上，在那行歪歪扭扭的中文字旁边。
坚持。
是的，坚持。
她们还在坚持，我也不能停下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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